昨天参加沙龙，听到一个案例：某大亨突患重疾，住院手术前，心烦意乱。大亨忧虑自己手术失败，恐非死即残，可身后事尚未安顿，固心难安，如何是好？这位大亨的忧虑，在家事律师界已不鲜见。也见过有些律师一腔热血，跑到医院给客户做遗嘱见证，无奈技疏艺钝，见证出来的遗嘱被法院认定无效，反遭客户后人索赔，损失惨重，令人唏嘘。

参考阅读：《明月说法 | 收了6000律师费，倒赔1,180,000.00？》

你的“拔管权”在谁的手里？

大亨忧虑的是，手术中潜在各种突发情况，谁来替他作出医疗决策？大亨想活，却又怕妻子拔他管子、不让他活。听说，有个“深圳杀妻案”，丈夫拔了妻子的管子，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考虑情节，最终判三缓三。大亨亿万身家，却对貌美娇妻放心不下，让人感概。

类似大亨的案例，其实远非个案。就像台湾的平鑫涛，失智+中风，活得没有尊严，身为妻子的琼瑶，是否可以拔他的管子，让丈夫体面地离世？在三位继子女的强烈质疑面前，琼瑶终究还是放弃了。直到今年的1月6日，台湾的《病人自主权利法》实施，病人自己可以“预立医疗决定”了：事先立下之书面意思表示，指明处于特定临床条件时，希望接受或拒绝之维持生命治疗、人工营养及流体喂养或其他与医疗照护、善终等相关意愿之决定。虽然决定不了自己丈夫的医疗事项，但如今的琼瑶可以决定自己的医疗选择。他写给自己儿子和儿媳的公开信，字句肺腑，令人感怀。

参考阅读：《明月说法 | 琼瑶不哭，还有意定监护》

在香港，年满十八岁、精神能自主及知情的病人也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清晰阐述当病人到生命末端而不能自决时，在什么特定情况下拒绝哪些维生治疗。香港的医院管理局有特定的“预设医疗指示”的表格，供医管局的病人下载使用：

无论台湾还是香港，预先的医疗指示，都是病人自决权的体现。大陆虽然没有法律明文“赋权”，但却也没有禁止，民间的公益力量、司法力量都在积极推动“生前预嘱”，通过各种方式预立自己的医疗决定，或者预先授权自己的医疗决定者。就像本文最初的大亨的案例，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办法解决。如果大亨身边有专业的律师，也能找到专业的公证员，给自己做好医疗指示预先授权公证，此忧可解也。

参考阅读：《明月说法 | 生前预嘱：选择与尊严》

你的“家族信托”怎么办？

大亨家财万贯，让其忧虑的是，其财富的安排。譬如，自己作为委托人，已经设立完成的家族信托该怎么办？在国内的家族信托实践中，即便是合同中明确注明是不可撤销的家族信托，委托人的权力仍然巨大（如：更换受益人、变更分配方式等）。手术后如果醒不过来，娇妻成为大亨第一顺序的法定监护人，是否就承继了原先大亨（作为家族信托的委托人）在家族信托合同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

参考阅读：《民法总则》：

            第二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大亨忧虑，如果放任娇妻成为法定监护人，则大亨在之前婚姻中所生的几个子女的受益人地位和利益恐受威胁。大亨看过信托合同，也曾咨询信托公司。信托合同虽有约定：如委托人丧失行为能力，信托的信息披露对象仅为受益人。但大亨心存疑虑，因为我国法律赋予监护人的是一种完全的“替代”地位，这种地位并无明确的边界，至少在民事权利层面，可以认为，大亨监护人=大亨本人。基于这种普遍的认知，信托受托人对丧失行为能力的委托人的权利限制，恐怕难以经受法律、法庭的挑战。

大亨忧虑重重，却只在扬汤止沸。事实上，大亨完全可以通过“意定监护”来釜底抽薪。既然一切的顾虑源于对娇妻（法定监护人）的不信任，与其费尽心机严防死守，不如通过“意定监护”，找到自己信任的人，把自己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人身也好、医疗也好、财富也好，都可以通过“意定监护”的方式来一揽子解决。

参考阅读：《民法总则》：

            【意定监护】第三十三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

与香港相比，大陆的意定监护，是香港的持久授权代理（EPOA）和监护（Guardian）的综合体。大陆的意定监护人的地位高（高于法定代理人），权力大（持续代理权）。本案中，大亨通过意定监护，指定自己信任的人（如成年子女）作为意定监护人，即可规避掉法定监护人“越位擅权”的风险。

与家族信托合同相比，大亨和监护人之间的意定监护协议，更为自由和灵活。大亨可以按照持久授权代理的思路，把自己希望/不希望赋予给监护人的权利，明确地阐述、约定在经过公证的意定监护协议中。举个例子，大亨可以在意定监护协议中，把“变更信托合同受益人”的权利明确排除。有了这样的安排，即使今后监护人另有所图，也无法在家族信托合同中“增加或删除信托受益人”，信托公司也有了充分的抗辩基础。当然，也可以通过在意定监护协议中设定监督人的方式来实现。

真正的困难：找不到值得托付的人

大亨的财产顾虑，除了信托，还有一些大额保单。大亨发现，很多保险公司都设立了保单的第二投保人，但触发第二投保人的情形仅为“投保人身故”，并不包括“投保人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形。所以，在大亨丧失行为能力后，其名下的大额保单，仍然有被监护人处分（退保、质押等）的风险。对于大亨而言，也有必要在意定监护协议中，明确限制监护人对这些大额保单的处分权。

“意定监护”、“医疗指示预先授权”、“遗嘱”……病榻前的大亨，想做的事情、能做的事情有很多，可是留给大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法律人所能提供的，只是解决的方案，但大亨却未必能找到值得托付的人。这种情况，除了在婚姻复杂、家庭不睦的家庭中常见，在心智障碍家庭以及孤寡、失独、不婚不育、同性等家庭中也很常见。对他/她们钱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找不到那个值得信任的监护人。

在有心智障碍子女的家庭中，父母的终极问题，就是要找到那个值得托付的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有了这样的人，父母生前可以做“委托监护”，死后可以做“遗嘱监护”。需求有了，法律制度有了，缺的是人，缺的是合格的监护人，缺的是让人放心的托养机构……留给家长们的时间也不多了。

在中国，寻找监护人之路是道阻且长的，需要各界人士的齐心协力，需要立法进步，也需要司法推动。需要政府支持，也需要家长自救。需要慈善资助，更需要自我造血。需要情怀，更需要专业。需要人才，更需要时间。明月律师在去年游学香港期间，曾考察过香港在特殊群体守护领域取得的成就，深感香港二三代人数十年的坚持与投入，跬步日积，方至千里。（参考阅读：明月说法 | 守护特殊群体，港人的智慧与努力）

不仅是这个大亨，生老病死是我们每个人无法回避的话题，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那个需要需要监护的人，你希望谁成为你未来的监护人，你可以成为谁的监护人？明月律师认为，大亨之忧，非钱之忧，实人之忧。财富管理的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解人之忧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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