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顿勋爵（1834年1月10日－1902年6月19日）阿克顿勋爵，维多利亚时代最博学的人之一。你或许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但你肯定听说过他的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句话出自阿克顿1887年的著作《自由与权力》。本书对自由与权力的论述无比深刻，绝对堪称经典。阿克顿的论断，朴素却振聋发聩：-1-自由的首要威胁阿克顿认为，每个时代，自由和常识都面临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平等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阿克顿说：“自由是古老的，专制主义则是现代的。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不是为自由而存在的权威，就不是权威，而是暴力。权力趋于无限扩张，并超越任何国际国内的约束，直到遇上更神圣的原则、更强大的力量的阻挠，才会停止下来。”“自由存在于权力的分立之中。自由根源于、存在于免遭国家权力任意干涉的私人内部领域之中。对权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时，它才是合法的。分立的或者毋宁说是多元的权威，是一个好政府得以存在的基础。”-2-自由生长的障碍阿克顿说：“自由是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的一个共同主题：无论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宗教、哪一种哲学、哪一种科学，都离不开这个主题。自由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不依附于各种利益、各种狂热激情、各种偏见或各个阶级的一种状态。自由的神圣职责，就是防止不正当的支配优势的出现，以保护弱者抗衡强者。”“自由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习得的。自由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它依赖于众多事物的助益。那些对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阻碍自由的因素，不仅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压迫，也有贫困和无知造成的障碍。”-3-自由的内在敌人阿克顿说：“自由能促使我们不受国家、社会、无知和错误的干扰，而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自由度的大小，是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为生存竞争所进行的搏杀，以及与诱惑、性格发生的冲突这些障碍成正比的——这些障碍，乃自由之内在敌人。”“自由=自我管理。自由的本意是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是驾驭他人。自由与道德是密切相关、须臾不可离的。自由并不一定使人幸福。它是一种义务的范畴，而非权利的范畴。自由与良知相伴而生，相伴而长。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哈耶克曾感慨，现代的学者已经少有能像阿克顿那样，警示人类本身的弱点，向世人揭示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让不懂自由的人认识自由，让懂得自由的人守护自由，阿克顿勋爵堪称“自由的守护神”。认识自由及其敌人，《自由与权力》不可不读。可惜，《自由与权力》中文版已绝版多年，二手书被炒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我们多方收集，仅获得少量库存，原价发售，推荐给热爱自由的书友们珍藏。一并推荐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和《近代史讲稿》，本本皆是经典。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谁是谁非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约翰·穆勒▌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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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表面上看，美国是一个富裕国家，实际上美国也存在着相当大的贫富差距，流离失所的穷人并不在少数。那么问题来了，当上个世纪初反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美国底层人为什么没有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文明史学者钱满素曾总结过，除了国际上的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于美国社会内部的特点。她列举了以下八个主要原因：第一，美国社会是“阶级开放社会”美国社会阶级分化不是固定僵化的，处于美国最底层的人，大部分还是更愿意利用现有条件走个人奋斗的道路改善处境，而不是急着去推翻它。第二，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营的干扰美国人曾经有着强烈的种族和族裔区分。这种区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了社会主要矛盾，阻碍了阶级阵营的扩大。第三，美国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在美国，中产阶级占了国民的大部分，他们都能过上温饱有余的安乐生活，“有恒产者有恒心”，他们并不欢迎革命。第四，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美国的工运坚持个人主义和财产私有观念，这使他们对武装革命暴力夺权的道路有所保留，更无法放弃自我，听命于他人。第五，承认革命的权利，保障表达和结社自由在美国，大多数时期，各种主义都是可以自由传播、合法存在的，包括社会主义，而且各种党派都能参加总统竞选。当一种思想必须投入思想市场去竞争时，便很难形成垄断地位。第六，美国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人可以通过选举、立法等合法手段来对社会进行改革，甚至实现像新政这样较大幅度的改革，不是非得通过暴力革命来改朝换代。第七，自治原则允许小范围的社会组织试验美国是世界最早进行社会乌托邦试验的国家，它们的成败往往具有启示意义，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第八，美国整体上能使工人阶级有可分享的利益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美国经济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外加各种福利保障。因此，老左派在美国总是像局外人，很难产生影响。通过以上八点不难看出，美国之所以能在长期和平中稳定发展，是有着深层原因的。美国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社会结构极其复杂，内部矛盾也极其尖锐，但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美国仍然是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这与美国的制度有关，更与美国文明中的观念和传统有关。只是这些内容，在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遮蔽的状态。为此，北游诚挚推荐钱满素主编“美国文明经典译丛”，揭示美国文明基因中我们不曾注意的史观与智慧。这套书不求大而全，而是重回美国史上6类关键事件的现场——美国纷争的思想之源、新英格兰的精神遗产、西进运动的象征、权利法案始末、建国之初的路线之争，以及山巅之城的伟大理想——探寻独特的美国文明之路。读完这套书，即使对美国历史和政治完全不了解的读者，也可建立起一套理解美国的可靠的知识框架，以及理解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逻辑。从这套书开始，真正读懂美国，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

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既要“进得去”，更要“走出来”。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理解得越深入，就越容易被折服。但如果由折服变为顶礼膜拜，就会被俘虏，失去独立思考的愿望，也就成了

不能说完全一致，只能说一模一样

“国民性”这三个字，到底有多重要？鲁迅先生早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最要紧的就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还是其他什么，招牌虽换、底色照旧，全不行的!“国民性”不仅体现在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等人物形象中，也折射到现实中。比如，奴性。表现为对强者奴颜婢膝，对弱者极尽欺凌。比如，贪婪。表现为放纵欲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比如，制造地沟油、毒奶粉的不良商家，以及实名制之后，更加猖狂的诈骗行为等。比如，匪性。通过伤害无辜者泄愤，且没有负罪感。自己生活不如意就报复社会，不是开车撞行人，就是持刀砍幼儿园。总之，这些很负面的“国民性”，一旦失控，就会开启一种底层互害模式。然而，“国民性”有多重要，对它的争议和误读，就有多大。一种观点认为，压根就不存在“国民性”，所谓的“国民性”，都是制度下的“蛋”。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性是制度和文化共同塑造的。制度自然是延续2000多年的秦制。这已经有无数史学大家谈论过了，而且相对于制度，文化其实更为重要。一谈及文化，分歧马上又出现了：人们都将板子打在以孔孟为主的儒家文化身上。事实上，儒家文化虽然确实难辞其咎，但它并非主因。因为真正决定普通人思维模式的文化基因，永远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而是在街道上、庙会上、流行文化、短视频上“换汤不换药”的民间通俗文化。这种“民间通俗文化”，或“游民文化”对国民性的塑造，不仅远远大于儒家文化，更可怕的是，它早已植入每个人的血液，而我们却不自知。甚至可以说，在著名学者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出版前，大部分人都在死磕“秦制”和儒家文化，压根就没人认真研究过真正塑造国民性的游民文化。但读过这本书后，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游民文化的泛滥，不仅造成了国民性大倒退，还曾多次改写历史进程，导致了无数人道灾难。甚至当下很多匪夷所思的乱象，都能从“游民文化”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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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一大通病，就是怀有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见识。形成这些愚蠢见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野心、虚荣、骄傲、盲从、懒惰、灌输、洗脑等等。愚蠢贯穿了人类历史，也充斥着当今社会。愚蠢的人处处碰壁，对身边人也是灾难。但其实，要想脱离愚蠢，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过五个简单方法，虽不能保证绝不犯错，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愚蠢。-1-亲自观察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略带幽默地说到：古代的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总是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得，既然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应该避免武断。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会误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的自以为是使他闹了一个笑话。“自以为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如果一个问题仅凭观察就可以解决，那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吧。-2-检查证据人人都可能陷入某种偏见，而许多事情又不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要避免偏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检查自己的信念是否具备足够的证据支持。罗素说，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本身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支撑。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双方都固执己见，却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的争论。-3-兼听则明任何时代，人们都更愿意听取与自己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现代社会，表面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在信息筛选机制和按个人喜好推送机制下，每个人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武断的偏见。所以罗素说，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不同圈子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这对于我们削弱狭隘的偏见，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4-想象辩论罗素说，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好处，可能会提出的种种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使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5-仰望星空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容易助长狂妄自大的意见。有些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比如，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如果有证据表明别的民族更优越，那就改变评价的标准，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优越。所以罗素说，要想克服最普遍的自高自大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罗素严谨、理性而不失幽默，兼具对人文的深切关怀。读罗素的著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对智慧的启发。北游特别推荐独家好书：罗素87岁时写就的经典——《西方的智慧》。罗素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为“名著中的名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到黑格尔、马克思……罗素清晰地阐明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顺承关系，容纳进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幅生动有趣的“西方思想全景图”。一并推荐罗素最好的传记《罗素传》。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简史

制制度为基础，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实现“中世纪式西化”，而义和团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洪秀全们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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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镜鉴价值的就是好书，这本书则直接是一面锃亮的镜子。苏联解体，自然是各种因素的合力，但底层逻辑，是民生的凋敝。然而此前，自从建国以来，一直没有一本能说透苏联经济体制的书。有人说，看看我们自身也可以，毕竟，一切都是依葫芦画瓢：剪刀差、统购统销、五年计划......问题是，自从建国以来，同样没有一本能说透我们自身经济体制的书。很多人都知道，苏联解体之前，就是我们1992之前；很多人不清楚的是：今天的俄罗斯，与苏联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则是关于苏联和俄罗斯经济体制的细节。幸好，这本书终于还是艰难地出来了，书名是《俄罗斯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俄国彼得一世到普京》（上下卷），不是单讲今天的俄罗斯，而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整个“俄罗斯”，当然，主体是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沙皇时期的故事是作为大背景。阅读过程中会明白，这书名是做了“退让”的——因为还包括关于其他“改革”的描述，甚至还谈起在中国，比如经济改革所遇到的拦路石更重要的三大障碍......本书作者，是国内苏俄经济最权威学者、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91岁的陆南泉教授，从各方面来讲，这都是七十多年来，阐述和分析苏俄经济问题的难得一见的好书，说清楚了经济体制改革与苏联解体、市场经济转型与俄罗斯困境的密切关系，有深度，有见地，很多史实（包括现状）的披露与评论，体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操守。

印度沦为“强奸大国”，根源在其魔幻的文化

有人常说，中国人是不爱读书的民族。但实际上，中国人并不缺乏阅读，尤其是不缺乏阅读的数量。古代人穷经皓首，以“读书人”自称，经书翻了一遍又一遍，现代人“一目十行”，网文小说一部接一部。他们的问题只在于——阅读的内容与目的。古代阅读，大多只为做官，属于“功利化”阅读；今人阅读，要么只看与自己工作技能相关的书籍，这既是“专业化”阅读，又是“功利化”阅读；要么是看一些无关痛痒的“娱乐化”阅读。然而，无论是“专业化”阅读，还是“功利化”和“娱乐化”阅读，都不是阅读的本初目的，这三种阅读都有一个共同的反义词：通识阅读。读书的初衷与本义，从来不是“功成名就”，也不是“娱乐消遣”，而是“让人更成为人”，这就是通识阅读的核心。通识阅读是西方教育的一个核心，美国还曾掀起过一场全美通识教育改革。近些年来，通识阅读的理念传入中国，得到很多人的青睐与支持。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国人对“通识阅读”还知之甚少，更没有能力去践行“通识阅读”。因此，重新认识与理解通识阅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至关重要。总结下来，通识阅读之于现代人，有以下四个重要价值：-1-打破专业壁垒，以“常识”立身现代社会我们的教育从高中开始文理分科，大学又进入更加专业化的分科体系，工作后更是无暇阅读更广泛的书籍，这种被“定型”的读书方式导致我们在很多领域“常识高度匮乏”。梁启超说“书宜杂读”，他曾在一封家书中对儿子梁思成告诫道：“思成所学太专向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常识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至关重要，它看起来普通，却极为稀缺。常识缺乏的社会，往往充斥着愚昧无知与低水平的争辩，往小了说，常识缺乏导致了网络舆论的鸡同鸭讲，同时“一言不合就戾气满屏”的现象也是由于大众缺乏共同的常识基础；往大了说，一个社会的常识观念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是否拥有法治、民主、自由的生活，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法治、民主、自由的常识。-2-打破功利迷障，以“软实力”应对时代剧变很多人往往有这样一个认知错误：“一技在手，终身不愁。”这在古代社会可能是现实，但在多元、多变的现代社会，则十分危险。裁员潮、失业潮下，多少有技能的人也无安身之所，尤其是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时代剧变的当下，很多工作技能瞬间可能过时、淘汰，甚至一整个行业都会覆没消失。这样的时代下，真正决定一个人终身发展的，是他的底层能力，包括常识、逻辑、认知、思考力等等，而这种“软实力”，正是通识阅读最终要达到的目的。-3-打破思维黑洞，以“洞察力”理解复杂世界当今社会，“思维”是一个热词，各种培养与训练高阶思维的书籍、课程层出不穷。逻辑与思维固然重要，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通识阅读的支撑，思维只会成为一个无底的黑洞。通识阅读能够为各种思维模型提供最充足的养料，它就像一座仓库，只有以通识链接思维，我们才能真正提升思考力与洞察力，真正拥有综观视野，理解眼前复杂的社会与世界。-4-

本文只论事实，没有观点；只说策略，不论对错。我只关心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不输出任何观点和价值判断。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全文折叠，需要付费，爱者收，对事实不感兴趣的人，建议不要付费。

两年前的8月30日，戈尔巴乔夫去世，终年91岁。他的离世，是那一代对世界格局影响深远的四大政治家（里根、撒切尔、邓小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散场，意味着世界政治风云巨变年代的谢幕。在职业政客此起彼伏的今天，人们有理由怀念这位具有理想主义和断腕精神的政治家——1990年，他因为促成两德统一、东欧“复位”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红色”领袖；1991年，作为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他更是亲手终结了苏联。如今则是俄乌干戈相对，让人唏嘘不已，更让人们想起，戈尔巴乔夫生前的“最后发声”，正是呼吁俄乌停火。据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正如当年的泥足巨人苏联，俄乌战争让世人认识到，俄国的大一统并非牢不可破，甚至是千疮百孔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本来就对俄国主体民族不认可的分离主义势力肯定会再次抬头，而俄国的再次解体，或许只是早晚的问题。彭博社一篇评论员文章则分析道，俄乌战争无论从起源还是终局看，都与“苏联解体”有着一条隐秘的逻辑。这使得33年前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再度成为今天的头号历史热点。在关于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分析中，作为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当事人，戈尔巴乔夫亲笔撰写的两部回忆录，自然是毫无争议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时代和前普京时代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反思俄罗斯的改革得失，思考俄罗斯究竟往何处去，尤其是对2014年的俄乌冲突进行了思虑深远的判断：“看起来，事态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如果没有两国领导人的通力协作，灾难必将爆发。”八年后的事实证明，那场冲突正是今日俄乌战争的前奏。他对俄罗斯的未来以及21世纪世界所表达的种种忧虑，因此格外值得关注。这两部回忆录自然也是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最佳渠道。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成为最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之一。国际社会公认是他结束冷战时代，重建了国际政治新秩序，同时代的老布什、科尔、撒切尔夫人毫不吝啬地将之称为世纪伟人；但也有俄罗斯人包括普京认为，苏联解体是20世纪的地缘政治灾难，正是他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甚至“叛徒”。书如其人，通过《苏联的命运》所描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亲身活动，可以很好地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和观点。读完之后，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认知：他是个坚定执着的好人。他没有政治野心；不追求金钱和享受；和他共事过的人都是他的好友，都尊重他、理解他，包括政敌；他终身追求和平、公正、民主，从未放弃。他是个“不懂政治”的政治家。看他的所思和所为，常感觉是一个政治“素人”。他强烈推广他的“新思维”，亲自去释放民间各种自由和权利，最终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和速度完成了苏联解体，并导致自己提前退休。有人问他“为什么俄罗斯政权具有专制的传统”，他答，“这取决于台上的人是谁”。他是个“没有思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两个来源，一是苏联自身的实践磕碰，一是众多西方政治家、思想家。他以这些思想为起点，启动苏联改革和灭亡进程，也以这些思想为标尺，评述后苏联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他的“新思维”缺乏原创性，也不深刻，但数十年未尝背离，尤其是在数十年应用受阻的情况下，这种坚持更显难能可贵。这样一个“天真”的政治家，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又是怎样“成长”上去的？关于苏联解体的“巨大偶然性”，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必然？一切还是听听戈尔巴乔夫自己是怎么说的吧，“也许有错误，但绝对没有谎言”。·什么样的经历塑造了戈尔巴乔夫，让他成为改变苏联的关键人物？1931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出生于苏联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普利里沃利诺耶村，那是一个没有电的村庄......祖父和外祖父都不经审判，要么被流放，要么遭逮捕，祖父的5个孩子，只活了他爸爸和一个叔叔。斯大林时代的种种灾难，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中烙下强烈印记，他通过亲身经历，认识到集体制度是多么不公正；有幸入读莫斯科大学后，在如饥似渴吸收知识的同时，他也发出“教育体制似乎千方百计地防止我们学会批判思考”的哀叹，当老师在课上朗读斯大林著作原文的时候，他跟老师指出“机械朗读是对学生的侮辱”.....可以说，他从年轻时期就立志改变苏联。·戈尔巴乔夫如何爬到苏联官僚机器的顶峰，又一脚踹开这个机器？1952年，戈尔巴乔夫加入苏共；1955年，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0年10月，他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地位迅速崛起的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感觉到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仅占人口1.5%的特权阶层，几乎垄断了国家的所有权力与财富。在三位领袖——勃列日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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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曾说：“地狱里最炙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保持中立的人。”“道德危机”的表现形式有千万种，但归根结底，都是对四个根本性问题的追问，即：·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人应该怎么对待他人？·人应该怎么对待世界？以前，这四个问题的前提，却是千年不变的。比如，一个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只能有一个母亲；按照性别，世界上只有男人和女人。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道德存在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已被彻底颠覆。如何破解这些迫在眉睫的困境，关乎人类文明的存亡。英国哲学家埃德蒙兹领衔28位哲学家，编写的《未来道德》一书，或许能让我们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本书认为，人类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始于回答“人是什么”。然而，技术发展重新定义了“人”的概念，致使道德大厦的根基，已经摇摇欲坠。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但现代人类却正在物理层面上把自己变成工具。比如：“代孕”导致孩子有了两个母亲；器官移植让人体变得像一块拼图；基因编辑把人像电脑一样编程；脑机接口让人变得像一个互联网终端。越来越多的新技术，不断挑战、否定着过去道德大厦的根基，把人推向或神或魔的领域。这些问题，《未来道德》一书中讨论了很多，比如：基因组编辑技术对道德伦理的挑战，爱情药物对感情的影响，读脑技术对人类的操控。所有这些问题，都在让“人是什么”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重新定义“人是什么”，既是未来道德的首要问题，也是最大的道德危机。由此也引发了第二重道德危机，即人应该怎么生活。近些年，科技的发展让以往的道德、律法体系加速崩溃，人类以往相对安定的生活方式也趋于混乱。技术进步加速了西方白左的盛行，LGBT堂而皇之地成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主旋律。他们手持“政治正确”的大旗，随时准备挥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尚方宝剑，迫使所有反对者屈服。据说，个人身份信息中“性别”一栏，必须要有十多种选项。少一项，都是性别歧视。越来越多的人，按照内心的欲望横冲直撞、为所欲为。还不忘随时以“自由、平等、博爱”为自己的放纵辩护。这类问题，《未来道德》这本书也谈了很多，比如：人造子宫可能导致堕胎泛滥，劝诱技术可能会让人类失去自我，药物和手术可能会让性别差异消失。科学技术，不断减轻着人类的痛苦、疾病，延长着人类的寿命，不断降低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但同时，也让我们没有隐私、没有自我、没有思想、没有激情，最终陷入无尽的虚无。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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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选自《七十年代》，内容有些敏g……如果要问今天的人们最怀念哪个年代，可以肯定的是——会有人说是九十年代，它是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忧伤的句号，是备受期待的千禧年开场的序幕；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举国欢腾；下岗潮席卷，大厦崩塌，逼迫人们“眼泪和血吞”，从头再来。也会有人说是八十年代。较之九十年代的商业化，八十年代那由“诗歌、理想、鲜花、鄙夷权威、壮烈的生与死”构成的潇洒姿态，更令人魂牵梦绕。但无论如何，七十年代总是被忽略的那个，它夹在多个值得宏大叙事的年代之间，既没完全走出革命，也没将“理想”贯彻到底。身处历史的夹层中，七十年代不声不响，鲜有光亮降临。但其实，无论是物质的九十年代，还是诗意的八十年代，根源都深植于七十年代。因为正是这批成长于七十年代的人，主导了八、九十年代浪潮的方向，直到今天，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活力、最具能量的存在。所谓“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而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就是一部回首七十年代的重要记忆史。诗人北岛，本身就是七十年代的代表，1978年，他与诗人芒克一起创办了《今天》诗刊，成为八十年代浓厚文学风气的先声。在回望七十年代的这部《七十年代》中，北岛、李陀共收录三十位成长于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对青春的挽歌。在回忆中能看到：以“出道作”《棋王》技惊文坛的阿城偷听“敌台”；随文工团辗转乡村尚未成名的王安忆；“偷书”的朱正琳；画《西藏记忆》的陈丹青；怒吼“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北岛；“太阳总队”的张郎郎；地下读书沙龙的徐浩渊；工人蔡翔；农民高默波和阎连科……通过这些或依然声名赫赫、或激流隐退的知识分子的视角，读者能看到的，不是常见于回忆革命年代书籍当中的对苦难的沉湎，以及将对苦难的忍耐视为战胜了苦难本身的半诉苦、半炫耀的回忆录，而是不屈从于逆境、不俯首于苦难的坚持。可以说，这本书通过知识青年描绘各自野草般茁壮生长的故事，折射出属于七十年代一代人的生活群像及共同记忆。正如一位读者所说：“他们和自己作战，和不可能作战，最终成为七十年代的风景。”如今，我们站在2023年的“今天”罗列往昔，也许会因社会自九十年代后一路朝着拜金狂飙的现实而叹息，也许会为自由、理想、浪漫、反抗交替的八十年代而扼腕，但我们应该铭记，七十年代散落各处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了足以燎原的希望之光。回望七十年代，就是在寻找今日中国最初的光芒。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由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这是一本可以一个通宵读完的书，也是可以一天一篇慢慢品味的书；既是一个时代的悲重，又是一代人的成长与青春；它足够精彩，真挚的故事会吸引人读下去。正如有读者评价的那样，“回读70年代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像童话一样”，而又“看得心里泛上酸楚”，又如北岛在书中所说：“青春真美。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本书自出版以来，数年来再版困难，二手市场溢价严重。现有幸绝版复活，并取得独家授权，仅有30册现货，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全权大臣耆英和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让后来的史学家恨恨不已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在中国方面而言，就是一个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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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深刻影响并最终塑造了欧洲人的文化和品性，同时也保留住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脉络。我们所熟知的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就是用古希腊的哲学思想诠释基督教思想体系的代表。

因为小号的赞赏账户前几天销户，为了保留原创标识，原赞赏账户上的文章都需要重新推出。今天推出这篇两年前的付费文章，相信不少新读者都没看过。本文目录：1、癌症是什么？2、癌症怎么治？3、治癌症要花多少钱？4、我们还有希望吗？5、好消息来了6、终极武器[Image]01癌症是什么？据世...

据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什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什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杰克·赫舒拉发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不同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谁是谁非不重要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绝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做客观的衡量。有些人认为弗里德曼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是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我一向都佩服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约翰·穆勒▌问题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回答的可能性

人类史上最荒谬的一句口号文：安·兰德

你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这句话：越是模糊不清的领域，骗子就会越多。骗子道理讲不出来，或者讲不清楚，只是故弄玄虚，那不叫思想，叫忽悠。02那么，佛学是不是都是用文学性语言包装起来的忽悠呢？那肯定不是。

不能说完全一致，只能说一模一样

▲共济会英国总部一场饭局上能让人们拍桌子，然后拉黑断交的事除了谈政治，谈历史，最能区分价值观，又最容易撕裂的话题，莫过于如何看待种种阴谋论。网络上，我们随处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留言评论区充斥着“xx势力”“xx基金会”“又是xx阴谋”等言论。阴谋论涉及逻辑与常识，而其中最大、也最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莫过于“共济会”。在“共济会-阴谋论”传说中，近三百年来，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背后都由一个神秘组织——共济会所操控。共济会英文全称是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在麦当劳、“好莱坞”等快餐文化席卷全球的浮躁氛围中，哲学像堂吉诃德显得滑稽可笑。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化、单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过几个学术明星在电视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加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当然就成为一种“屠龙之术”了。生活在一个哲学凋敝或者“戏说”哲学的时代，或许是一种不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幸运，因为一个哲学没落的时代是一个轻松的时代，一个使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跟着感觉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快乐而不是崇高，是舒适而不是深刻。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遭到冷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与三十年前的人都像着了魔似地学哲学、用哲学的那个疯狂时代相比，这种哲学的冷寂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但是，孙杨团队居然就这样把一份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的“完美版”建议书，当成了检测人员违规的证据，甚至拿到了法庭当成了自己唯一的救命稻草，这在仲裁法庭看来，完全属于不负责任的儿戏之举，败诉毫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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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自古以来强调与时俱进，生生不息，但到了运用关头，中国还是错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好机会。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讨论林则徐、琦善与鸦片战争关系时有一段话发人深省。蒋廷黻说，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处理中英冲突时，确实没有准备在军事上与英国人决一雌雄，他大概知道两国在军事上的差距，知道诉诸战争的后果，审时度势，做了一个理性选择，拯救了国家，挽住了大清的一点儿脸面。

桑德尔结合现实问题和经典案例展开——边沁功利主义、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康德人性论……每当读者刚拍腿觉得太妙了，冷不丁一句话就推翻了前面所有观点。反转论证，再反转论证……读者的思辨力却在不可逆地加强。

▲邓小平和孙儿们在一起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自孔子以来，中国历史学家差不多都格外重视当代史的研究与表达。不论是孔子册《春秋》，还是司马迁著《史记》、班固写《汉书》、司马光编《通鉴》，历史学家尽管都会述往事、追源头，但其真正兴奋点无不在于当代，在于给刚刚逝去的时代一个说法。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对刚刚逝去的时代进行研究，更不要说描绘。我们的历史却总要“出口转内销”，要靠外国人的研究去为自己的历史定位。我不是说外国人不能研究、不能写作中国当代史，而是当我们捧读如此厚重的《邓小平时代》时，除了钦佩作者远见卓识、中允公道外，多少有点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或不平。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像傅高义先生那样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阅人无数，写出这个伟大时代的历史呢？早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香港版问世，我就急切阅读过最感兴趣的章节。这一次大陆版问世，更使我们大饱眼福。这确实是一部伟大作品。我们可以不完全赞同作者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承认傅高义先生为我们勾勒的这个伟大时代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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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长期霸榜“想读却读不进去的超级经典”。很多人都曾有这样的体验：立志要啃完“四大名著”，每每却被晦涩难懂的明线、暗线，以及书中庞杂的人物关系搞得云里雾里；有时也能看到某一章回的精彩之处，却不知道为什么精彩，也难以把握它在全书中的作用；最终很难完整读完全书，即使勉强读完，也感觉似懂非懂。经典具有滋养人心的力量，它包含了传统文化的美与丑、善与恶，古代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方式都在其中。可是，它本身的厚重，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常令我们望而生畏。凝练雕琢的语言、宏大复杂的结构、动辄上百回的长度和厚度，像是一座座难以翻越的高山，将我们阻隔在外，无缘领略其中的深邃风景。像“四大名著”这样的“国民经典”，更是屡屡被我们列入“人生必读书单”，又不知如何推进的“老大难”。想来很可惜：作为中国人，如果一生都不曾真正阅读、了解过“四大名著”，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啊。如果能有一套书，能用优美、准确、练达的语言，对四大名著原文恰到好处的点评，进行“精准翻译”，让我们既读完，也读懂、读透“四大名著”，了解其精髓，那真是太值得高兴了。今天，先知书店就为大家推荐一套这样的佳作——“四大名著批注典藏版”：《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四大名著”难啃，读这四个点评本却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1-平生不读金圣叹读遍《水浒》也枉然传奇女子三毛12岁就开始读《水浒》，而且百读不厌。她在花样年华写到：一个十二岁的中国人，竟然还没有看过……使我羞愧交加，更是着急地想去念它。家喻户晓的《水浒传》，是一部让人绝倒的旷世奇书。但它到底“奇”在何处，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读者都没有读懂。——没读懂，只能看到英雄好汉、快意恩仇、官逼民反，最多就是精彩的草根起义。

但凡迟疑软弱一点，以色列就已经被人从地图上抹去了以色列这种“不服就干、绝不嘴炮”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回顾历史，你就知道，但凡以色列迟疑软弱一点，“群虎环伺”的它可能就已不复存在，被人从地图上“抹去”不知道多少次了。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何以色列早就建国了，而巴勒斯坦为何一直没建国？其原因何在？事实真是如某些网友说的，是巴勒斯坦人收留了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却恩将仇报，把巴勒斯坦赶得没有容身之地了吗？事实真是这样吗？其实，并非如此。历史事实是，最开始反对联合国181号协议的，不是以色列，反对“两国方案”的也从来都不是以色列。真实的历史是，中东那一片的阿拉伯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一直都想合起伙来把以色列赶到地中海里去喂鱼，只不过因为以色列人顽强，他们没办成，经过几次战争后，反而导致自己的地盘越来越小。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人赢了，如果是阿拉伯人赢了，你猜会是什么结果？很可能，所谓的巴勒斯坦已经不存在了，早被那几个虎视眈眈的阿拉伯国家瓜分殆尽。是时候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历史脉络了。先放一个留言，这个留言集中体现了“不读历史，但却对历史和国际政治有着充分讨论热情”的那部分人，今天主要是给他们做一些历史的科普工作。01

什么是政治正确？为何它会使美国衰败？

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人们最开始问的往往是：它有用吗？“有用”与否，是身边很多人做出抉择的基础。在实用主义流行的今天，“务虚”不但无用，还没有市场。然而，无用之用，实为大用，只有精于务虚的个人与民族才有望找准“务实”的方向。久而久之，“无用”的事情成了一种奢侈品，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被称为“无用之用”的智慧。面对这种现状，我们往往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位有睿智的思考、完备的知识结构、道德坚守的知识分子。当下已93岁高龄的美国学者索维尔就是其中的典范，他的智慧总能一语道破，当下最受关注的常识逻辑、经济学、甚至种族领域的本质，以至于许多美国媒体只能将他的作品藏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辩得过托马斯·索维尔”。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革命性事件。其中，1800年前后爆发的工业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变革，甚至没有之一。自此，人类摆脱了农业社会“马尔萨斯陷阱”的桎梏，进入了无限增长的现代工商业社会。200多年来，世界其他各国也先后融入这种秩序。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一一浮现，并创造出了海量的财富。而英国也因率先进入现代秩序，称霸世界数百年，使“英语”成为了世界语言。为什么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也成为了历史学、思想史、文明史最重要的课题。有人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有人说，是因为东方技术的传入；还有人说，是历史的偶然。事实上，促使现代秩序诞生的关键要素，从来不是地理或技术，而是三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早在1800年之前甚至很久之前，这三大观念，英国就已经齐备，并捍卫至今。一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阿克顿勋爵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强调“以史为鉴”，历史甚至一度成为了国人的信仰。但过度沉迷于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后宫嫔妃的宫闱琐事，历史还会成为一种羁绊和负担。一个国家，对历史有怎样的认知，这个国家就拥有怎样的未来。因此，正确认识历史，更为重要。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一位出类拔萃的大师，他就是“最博学的西方学者”——爱德华·阿克顿勋爵。世人熟知阿克顿，往往是因为他那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很少有人知道，阿克顿的“本行”是历史学者，他几乎以一己之力重新定义了历史。他对“历史四个层次”的划分，值得每一个现代人深思。-1-历史的价值不是悠久，而是真实某些传统社会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其官方史书却充斥着伪史、秽史，最典型的就是专制君主“当代修史”。他们为了维系自身道统，总要删改史料、掩盖真相。读者要在浩如烟海、假货遍地的“历史”中挣脱权力的宰制，必须有寻找真相的见识和勇气。从这样历史中所能汲取的教训，就是强权、奴役和虚伪。所以阿克顿指出，历史是否有价值，不在于其悠久和丰富，而在于其可信度。虚假的历史堆砌得再多，也等同于垃圾，还不如没有。人类唯有在可靠的历史事实中，才可能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2-历史的意义不在当下，而在永恒人们通常以为，历史的主要意义就是为当下提供经验教训。这并没有错，但若仅仅如此，就会走向狭隘。因为，“当下”总是充满纷争与躁动，而神圣、公正的信念应当超脱于其上，需要在宁静的空间里形成。比如自由、道德、信仰远比某个时刻的历史更重要。所以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中说，“在可信性之外，是超然性问题”。历史意义的关键一点，就在于“把握永恒的问题，使我们免于局限短暂易变之物”。读历史，在于思索事物的起源和根源，从而获得一种超然性的智慧。-3-历史的道德是不是阶层的，而是普世的面对历史，如果仅仅关注真相，往往容易得出错误结论。比如，同样的历史文献，有人从中读出了“契约、和平的文明大趋势”，有人却只能看见“丛林法则的阴谋和暴力”。更别说有人基于个人或阶层的道德观念，任意地拣选史实、裁剪史料。因此阿克顿不是简单地陈述历史，而是从历史的道德关怀出发：警惕权力，捍卫自由，重拾道德。在《近代史讲稿》中他说，“观念时常反复，行为规则经常变化，信条亦有兴衰，唯独道德法则铭刻在永恒之碑上”

梁文道说，佛学就是古代的心理学；北游说，佛学就是一套“快乐方法论”。生活艰辛，每个人都希望离苦得乐，然而，这种境界似乎可望不可及

据说中文互联网有三大割席断交的争论——转基因、中医和女权。因牵涉太多事实、逻辑、价值以及偏好判断，三大争论从未停歇。事实上，还有一个争论，其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这三个，甚至有过之无不及——那就是，文科和理科谁更重要？从“文科无用论”到“文科误国论”，再到最近“文科就是舔”等极端言论，有关文科的讨论已经历时数十年，如今更是愈演愈烈，甚至为此起诉至法院。这种撕裂有其时代原因：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理工科必然强势。然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长期的文理分科教育，使国人对“文科”有着严重的误解。误解一：文理有本质区别造成文理对立的首要原因，是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类本质区别的知识——文科和理科。事实上，文理分科的历史，不过二百年，是工业革命后的学术工业产物。无论中西，人类知识的历史，长期都是不分科的。比如牛顿最准确的身份其实是自然哲学家，发表力学三大定律著作，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国的数学家祖冲之，更重要的身份其实是政府官员和文学家，是地道的文科生；而像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任何一个学科标签，都是对他们的矮化。这种过分强调“文理无关”的分科思维，窄化了我们的认知，患上了查理芒格所谓的“铁锤人综合征”——手握锤子，看谁都是钉子——这是现代人认知撕裂的根本原因。所以《通识:学问的门类》一书反复强调：越是学科壁垒高筑的时代，越需要跨学科的通才；通识阅读是现代精英的必备素养，也是打破壁垒的制胜法宝。误解二：人文与社科没区别如果说，过分强调文理不同，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极端思维；那么看不到学科与学科的区别，大而化之、混为一谈，则走向了另一种过度普遍化的极端思维。脑子里一团乱麻。比如，很多人意识不到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医学乃至计算机、工程学虽然都归在理科中，但关注的问题、研究方法，大为不同，甚至很多理论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生物学和化学对生命的认知，就有着天壤之别。而将语文、英语、经济、法律，甚至文学、电影、建筑都视为文科，则问题更大。事实上，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戏剧等这偏人类情感的学科，一般被称为“humanities”（人文学科）；而关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这些社会问题的则是“soc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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