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整版报道民进参与筹备新政协的经过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即“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一发表，民进就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

1948年5月5日，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等团体领导人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表示要和共产党一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同时，民进在香港还单独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口号”，指出：本会对于中共的“五一口号”，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一致奋斗！

这一《宣言》，是民进重要的历史性文件。它首次公开庄严宣布民进要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这是民进在中国“光明与黑暗，生存与死灭，中间没有任何第三种路径可循进的”斗争实践中作出的正确抉择，它标志着民进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个质的变化。

要实现中共“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要统一对本次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认识。

1948年5月中旬，马叙伦在《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中，将新政协与1946年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质的不同。他说，重庆政协会议“是民主和反民主、伪民主的妥协。”而“这次的政协……只是‘和衷共济’的而不是妥协的”。对参加新政协民主党派的标准，马叙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疑的是一贯主张民主，而且有工作表现，有群众的拥护，可以代表全国性的政治团体。”这些意见，得到了在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一致认同。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民进对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政治主张。《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是民进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它与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为了更好地开展新政协的各项筹建工作，争取及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帮助安排下，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于1948年8月起陆续进入解放区。周建人于8月由上海进入华北解放区；王绍鏊于10月由香港抵达东北解放区；12月，马叙伦和同年秋由上海撤至香港的许广平等一起也转抵东北解放区。随着民进领导人进入解放区，民进开始了在解放区的活动阶段。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八项和平谈判条件。

马叙伦深知除恶务尽方能奠无疆之大业的道理。1949年1月22日，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等55人，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对时局的意见》的声明，表示：毛泽东先生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和平的八项条件，这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同日，民进在香港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宣言》提出，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解放革命的目标下……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

1948年10月初，新成立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邀请已在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周建人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商讨，提出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报送中共中央。10月21日，王绍鏊代表民进出席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第一次座谈会。与会同志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23日，王绍鏊出席第二次座谈会，就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组成进行协商讨论。讨论中王绍鏊提出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单位的意见。11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答复，同意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作为新政协的筹备单位。

1948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将经过与在哈尔滨各民主党派领导讨论修改过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转发他们，并指示将该文件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等，“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请他们或邀请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的意见”。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协商，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对《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共同协议。至此，筹备新政协筹备会的工作大致完成。根据共同协议，民进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的组成单位之一，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项工作，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立即邀请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建国大计。受马叙伦的委请，在燕大任教的严景耀、雷洁琼夫妇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并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2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民主人士入关。行前，周恩来特亲笔给马叙伦、许广平写了信，委请林带交马叙伦、许广平。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民进经过民主协商，一致推举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为正式代表，严景耀为候补代表，出席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另外，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也参加了大会。马叙伦还被推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会议期间，民进代表积极投入到各项筹备工作。马叙伦、郑振铎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员，马叙伦并为该委员会召集人。《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前身即“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马叙伦为组长。

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在这次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也有的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了。”毛泽东也同意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30万人集会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10月9日下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马叙伦委托许广平建议，希望本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决定加以采纳。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从此，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被称为“开国大典”，并以这一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从1950年起，每年的10月1日便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进的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来源：《人民政协报》，作者毛梦溪，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