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在日内瓦担任“裁军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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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国祥 历任外交部国际司副科长，驻瑞士大使馆二等秘书，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处长，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和裁军事务大使。

从1949年到中央外事学校学习，后分配到外交部国际司任科员开始，我一生与新中国的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外交生涯里，在日内瓦任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大使级代表兼中国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团长、联合国促进人权小组国际人权专家的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日内瓦的裁军和人权外交事务，对大家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两项事务常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而其运作情况却不怎么为人所知。

裁军斗争是个重要的、长期的、复杂的国际斗争。各国都承认，不要扩军，要裁军，特别是裁减核武器，才能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可是，一国的军事实力是保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减不减、减什么、如何少减或不减自己而换取他国多裁减、何时谈、何时不谈，都是裁军谈判的内容。

▧ 裁军谈判会议现场

日内瓦有个特殊的国际组织“裁军谈判会议”（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简称CD），中国、东西方大国和重要的不结盟国家均派有常驻大使级代表。

“裁军谈判会议”有自己的议事规则，不附属于联合国，以全体成员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决定。联合国的“协商一致”有几种，其中联合国大会的“协商一致”，实际上是几个大国和一些主要国家私下取得一致立场，多数国家不持异议，便算“协商一致”，无法律约束力。“裁军谈判会议”不同，成员如谈判国际条约那样，对条约的内容、用词甚至标点符号，都需政府授权才能签字。

1983年，我担任裁军事务大使，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各国按政治立场分成东方（指社会主义集团，东欧巨变后继续使用这一名称）、西方集团、不结盟集团。作为集团成员，需首先在本集团协调确定立场，不单独表态。

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但不是该组织成员，也不属于任何其他集团。因为特殊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被各国接受为“独立一方”。中国在“裁军谈判会议”（后发展到在日内瓦的各种国际活动）享有“独立一方”的地位，便于在国际上斡旋，有利于维护我国权益，在对外活动中发挥特殊作用。

中国1985年宣布裁军百万后，又积极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国内一些军事单位的领导想不通，裁军大使在瞎积极什么呢？我利用回国休假机会，当面向他们解释，参加国际裁军谈判，不是要裁自己的军，而是通过国际斡旋，要求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首先裁军，对我国安全有利。

▧ 1980年2月5日，裁军谈判委员会1980春季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会上发言阐述中国政府对于裁军问题的立场。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图源：《中国与联合国》

1985年，中国向联合国大会独家提出核裁军和常规裁军两个决议草案。此前，中国多年不参加国际裁军谈判，尽管各方劝告或施压，一直软硬不吃。这次主动提出裁军议案，是考虑国际斗争的全面需要，以改变孤立地位。

在双边磋商时，日本常驻联合国大使气冲冲地质问：“中国提出要他人裁军的提案，为什么不自己首先裁军？”

我当即理直气壮地回答：

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的核武器，占全世界核武库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几，有充分理由要求它们先裁，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2.中国拥有的核武器只有那么一点，难道要全部裁掉？中国已裁军百万，而且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准备与各方商谈如何履行裁军义务。

3.日本因有国际条约约束，不得拥有核武器，且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

4.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到巨大损失。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仁至义尽。日本有何资格要求中国裁军？

我这番批驳使他一时讲不出话来。日本驻日内瓦裁军大使出来打圆场，对我讲：“他是军人，不懂国际政治，我请客，大家继续合作。”后来，我接受邀请吃了顿日本寿司。

联合国大会的工作程序是，提案先在负责国际安全的第一委员会审议，最后在全体大会表决，以全体大会表决投票为最终结果。中国独家提出两个裁军提案，虽然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政治立场，但国际风云变幻，各国立场究竟如何，在没有结果之前谁也说不准，还是冒一定风险的。

我焦急等待着，如熬刑一般。没有想到，苏美两国代表首先告诉我，他们准备投赞成票。我理解，联大一旦通过中国提案，这就意味着承认两超的核大国地位，美苏认为是它们的光荣，且它们正在进行裁减核武器谈判，不怕他国要求它们率先裁军。英、法也支持美苏先裁军，这对它们有利。不结盟运动代表也早早告诉我，他们支持中国议案。只有印度持保留立场，在第一委员会投了弃权票，后来也不愿一国孤立，在全体大会上投了赞成票。

联大的议事规则规定，各国议案在正式表决前，他国可临时提修正案，且先表决修正案。因此，联大常有立场相反的修正案被通过，而原提案被否决的情况。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就要靠各国代表的临场经验了。中国代表团准备了几套应对方案，而且在投票前接受了各国代表提出的无碍“两超率先裁军”的修正意见，避免了投票时有人提修正案，乱了阵脚。最后等到全体大会全票通过，无人提修正案，无人发表保留意见，我们才放下心来。

外交部通报表扬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军方兄弟单位也发电致贺，声称联大通过的议案未损害军方利益。我们提出的议案能让国内外各方满意，是不容易的。

▧ 1988年8月，在苏联火箭基地观看销毁中程导弹，前排右二是本文作者。图源：《百年潮》

美苏大量发展核武器，影响到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特别是苏联，需要减少对核武器的投入。再说，核武器具有大规模毁灭力量，主要是起威慑作用，也不需要许多。因此，美苏达成协议，仅生产和储存一定数额的核武器，其余全部销毁。

苏联军方邀请各国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的代表，到苏联境内实地参观销毁运载核武器导弹的情况。我们乘飞机到伏尔加格勒（即斯大林格勒），后乘大汽车沿伏尔加河行进。在途中休息时，苏导弹部队备冷餐招待，大帐篷里播放人造卫星返回的影片，厕所有现代化的冲水设备。这与接待我们居住一夜的伏尔加格勒饭店里的简陋设备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天下大雨，我们先乘大轿车到几公里远的导弹旁观看，然后回特定的帐篷里观看等候。没过多久，只听震天的一声响，导弹变成了灰烬。这时天气转晴，躲在车子里的苏军歌舞团出来表演。其实，苏联销毁核武器更像是一场表演！销毁的只是导弹而已，核弹头是制造费力最大、最不易的，谁也不愿意销毁。对核弹头怎么办？在一次有美国总统裁军顾问参加的国际裁军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

▧ 1986年11月，作者任裁军大使，出席在纽约举行的“世界裁军认捐会”，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认捐簿上签字。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通过的核不扩散条约，主要内容是无核武器国家承担不拥有和生产核武器的义务，已拥有核武器的五大国不能增加核武器的产量。这岂不是大小国不平等吗？就是有不平等！这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所以我们国家才提出要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政治主张。

拉丁美洲无核区公约实际上限制了有潜力生产核武器的阿根廷和巴西。东南亚无核区的讨论是为了约束印度、巴基斯坦生产核武器。中东无核区则是针对以色列、伊朗发展核武器。世界各国都要发展军事力量，以维护本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古代有了国家即如此，单纯的国际人道主义是不存在的，有关核武器的谈判还是任重道远。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也具有针对性。美、苏两个大国宣称拥有化学武器，并承诺在一定时间内销毁。日本、德国声明，二次大战期间曾生产化学武器，承担销毁义务，但需要时间。

销毁任何武器，国际条款中均有检查条款。任何条约参加国均有权提出核查其他条约国的要求。有例行检查，还有“突击性”、“挑战性”检查，即事先不通知，国际检查人员可到被核查国家的任何地方检查。同时，条约其他条款规定，在公约秘书处储存、已定下来的国际核查人员名单，应事先取得各签约国的同意。他们必须是来自各签约国，公正、有专业水平的国际检查人员。国际条约的各个条款相互制约。

在谈判中各国代表均“斤斤计较”，反复推敲，以免“陷进去”，吃大亏。我国的立场需“细化”，才经得起他国反对。其实，通过人造卫星和地面特工，可随时进行侦查、反侦查，但这些手段没有法律效力，不能算数。

▧ 1992年1月，李鹏总理及夫人在瑞士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与我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

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每年举行两到三次，由东、西、不结盟集团和中国各推一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我作为“独立一方”的代表，担任主席的机会便多一些。公开会议上，成员国按报名次序发言，公开辩论。非正式磋商中，各方酝酿妥协方案，主席可起较大作用。

我担任主席时，主要是两项裁军议题：防止外太空军备竞赛和禁止核试验。我利用主席权力，相继约请成员国与我单独交谈，进一步了解不同集团内部各国观点的异同，并讲我的看法，以此来争取谈判结果。外交部领导肯定了我的做法。

以往，我沿袭国内开会的传统习惯，有不同意见先不讲，等他国代表讲完我再讲。在法国巴黎进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起草小组最后谈判时，我及早报告有不同意见，小组主席接受了我的要求。他说，原先认为中国没有不同意见，不打算邀请中国参加文件修订了。在成员国大会对公约草案正式表决前，我又要求登主席台，正式强调了中国的一些看法。与会各国代表感到惊讶，说中国人真变了。

-End-

文字 | 《百年潮》 

作者 | 范国祥

图片 | 除标注外来源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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