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礼宾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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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韩叙 曾任晋察冀边区华北联大外语学院英文教员，并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北京解放之初，在市人民政府外侨事务处工作；1949年，入中国外交部，历任中国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中国驻美联络处大使级副主任、外交部美洲和大洋洲司司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美大使；1989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从事民间工作，在此期间并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秋天往往是礼宾司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这不仅是因为中方总是尽可能将重要客人的来访时间安排在北京最美丽的季节，同时也因为客人们在这个时候来访将有机会观摩在10月份举行的国庆庆典。

当然，中国有时也会专门邀请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参加这项活动，比如在1959年的10月份，中国就打算邀请25个国家的党政首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大型庆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同时向如此多国家的政党首脑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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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十年大庆”的到来，北京建成了“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位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些浅色调的恢弘建筑赋予北京这个古老都城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和“十大建筑”一同竣工的还有一个由别墅式楼群组成的国宾馆，人们在为它命名时沿用了一个从金代流传下来的古老名称——钓鱼台。15幢独立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一个大约40万平方米的树木葱茏的院落中，当漫步到楼群南面时，还可以看到清朝乾隆皇帝的一座行宫遗址。建筑人员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完成了全部精致考究的工程，而再过两个月，这里就要迎来它的首批客人了。

在客人们到来一个多月前，礼宾司就把自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搬了进去。同时接待25个国家的党政首脑，与单独接待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应该说，这是礼宾司自成立以来所承担的最繁重，同时也是最复杂的国宾接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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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4月17日，韩叙率领中国先遣组赴美国华盛顿筹建联络处。

韩叙是这次接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他根据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的指示向大家布置工作，同时再将工作的进展情况随时向他们报告。

在一般人看来，任何一次国宾接待活动都体现为一个接一个的日程安排，但是要将这些日程制定出来并将它们付诸实施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同时接待25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其复杂程度更是局外人无从想象的。

根据惯例，礼宾司的有关人员首先要编制一个基本接待方案。在编制这个方案时，必须考虑到各种复杂的因素，比如所有的安排既要充分体现出中国方面的总体接待方针，又必须同国庆庆典活动的安排完美地衔接起来而不是发生冲突。当基本的接待方案制定出来之后，再根据它来制定针对各个代表团的日程安排，而这些安排则不能千篇一律，而要有所区别。

在开始编制接待方案之前，韩叙向大家传达了周恩来对这次接待工作的一项原则性指示，就是要平等对待所有国家的来宾。周恩来还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一原则，即对人不能有“上下床之分”。这个指示体现了周恩来关于礼宾工作乃至整个外交工作的一贯思想和风格，他曾多次把这一观点作为新中国礼宾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来加以阐述。韩叙特别向那些首次参加接待工作的年轻人们解释了这项原则的内涵，他还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如何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把握好分寸。

一个庞大的接待方案被制订出来时往往是厚厚的一大本，但与其说它是一个可供操作的方案，还不如说它只是向人们提供了一个讨论问题的基础，因为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人们总要对它做出很多修改，甚至是重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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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制订方案相比，落实方案显然是一项更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像这样的大型接待方案，由于它的实施需要得到众多方面的配合，因此，礼宾司要在上百个单位之间进行组织、协调。不仅如此，一些常规性的工作也必须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进行，比如为了将所有国家的重要来宾都安排在国宴的主桌上就座，人民大会堂特地制作了一个可以让30多人围坐在一起的巨大圆桌。当然，安排座次也是一项十分敏感的事情，这方面的工作周恩来过问得相当仔细，有时甚至由他亲自来做。

此外，出席国宴来宾们的到场顺序也不能参照常规排列，由于所有国家的来宾都是元首级的，特别是由于周恩来并不主张在他们中间区分出谁是更重要的，所以让最重要的客人先于其他客人到场的国际惯例完全不适用于这次接待活动。周恩来对礼宾司提出的明确要求是，他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使所有的客人都感到自己很受重视。

礼宾司最后提出的方案是将25个国家元首的车队按照符合国际惯例的顺序，安排在前后不超过1-2分钟的时间里到达人民大会堂，这固然可以把差别缩小到能够被忽略的程度，但它的问题在于增加了操作难度，因为这意味着有关人员到时必须将每个车队分别出发的时间以及它们在路上的行驶速度拿捏得非常准确。当然，要让来宾们尽可能感到满意，难题就总是出给礼宾司的。周恩来批准了这个方案，而且幸运的是，人们后来在执行这个方案时也干得相当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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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旧照

不过这次接待工作的难度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必须谨慎考虑的另一个复杂得多的因素是中苏之间业已出现的裂痕，只是它在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秘密。

苏联代表团是将要到来的25个国家的代表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根据原定的安排，它将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率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之所以没有担当代表团团长的角色，是因为他计划在9月中下旬访问美国，包括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晤，以便谋求在美苏之间建立一种共同主宰世界的伙伴关系。

如果说这次访问仅仅表明苏联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了自己外交政策首位的话，那么它并不会进一步加深中苏之间的裂痕，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了给自己的美国之行制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在9月上旬借塔斯社之口就刚刚发生的中印边界武装冲突发表了一项声明，该声明不仅明显偏袒印度，而且还指责中国搞“冒险主义”，其口吻和赫鲁晓夫在一年前指责中国炮击金门岛时如出一辙，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炮击行动显然给苏联正在积极推行对美缓和政策的外交努力“造成了困难”。

当然，中国并不打算通过对由苏斯洛夫率领的代表团加以颜色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塔斯社声明的不满，相反还准备通过各种努力，其中也包括这次接待，尽量防止中苏之间裂痕的继续扩大，尤其是不让这种裂痕过早地暴露在西方世界面前。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安排，尤其是针对苏联代表团的安排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礼宾接待范畴。但是周恩来要求对中苏之间的裂痕尽可能保守秘密，所以即使是参加接待工作的大多数人也不明底细。为了防止差错，韩叙一直在反复不断地向大家强调整个接待工作的政治性，他说：“我们不能在任何细节上疏忽大意，就连最常见的事务性工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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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

就在各个代表团陆续抵达北京之际，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在9月29日才结束了美国之行的赫鲁晓夫突然决定要赶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活动。尽管一时还不能确定他的到来会给中苏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但对礼宾司而言，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将要大幅度地修改接待方案，以便为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找到足够的时间。

很快，钓鱼台国宾馆的15幢别墅式小楼里就住满了来自25个国家的重要客人，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开始不分昼夜地忙碌起来。其中的几十个人被分别派往各个代表团担任联络官，而由包括韩叙在内的少数几个人则组成了一个总的接待办公室，作为整个接待活动的指挥中心。

联络官们每天都要在为代表团安排的各项活动结束之后集中到这个办公室，参与讨论各个代表团在第二天的活动安排。这项工作通常是在代表团的客人们准备就寝以后开始。联络官们先要向几位总指挥汇报各个代表团的有关情况，尤其是客人们对日程安排的要求，然后大家再根据他们的要求以及各有关方面接待的可能性，逐一修改在早先制定的基础方案。

新的方案一般要到下半夜才能形成，当然它们还要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方案都是由韩叙送给周恩来审批的，为此他往往要根据周恩来的活动路线赶到不同的地点去，然后见缝插针地把方案送给他过目。

来宾们对中方的热情接待赞不绝口，尤其是那些对中苏冲突并不知情的国家。然而如果足够敏感的话，他们还是会从赫鲁晓夫在9月30日晚上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中捕捉到蛛丝马迹。“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绝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样干的人。”在谈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空前强大时赫鲁晓夫这样说，这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中国。他的讲话比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足足长了五倍，完全是“老大哥”教训“小兄弟”的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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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毛泽东、宋庆龄在北京设宴招待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

赫鲁晓夫显然是来兴师问罪的。10月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的中苏两党正式会谈中，他不仅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了无理指责，甚至还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一贯立场表示了不满。

他抱怨说：“如果苏联继续支持中国的话，势必妨碍美苏关系的发展。中国也应该主动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赫鲁晓夫这样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这显然是在暗示可以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周恩来当即反驳道：“要解决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美国撤出台湾。至于台湾和大陆的关系，那是我们的内政，我们用什么办法解放台湾，别人不能干涉。”

在经过了长达七个小时的激烈争论之后，中苏之间的裂痕不是缩小了，而是进一步加深了，以至于四天后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仍然余怒未消地指责中国“像公鸡好打架那样热衷于战争”。当然，这只是发生在庆典背后的交锋，它对大多数国家的来宾而言是不存在的。

庞大而复杂的接待计划一天天接近完成了，礼宾官们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尽，大家疲劳到了随便坐在什么地方就会立即睡着的程度。不过当北京的活动结束之后，礼宾司的工作人员们还要陪同大多数代表团飞往外地继续参观访问。全部接待工作是在半个月后才终于画上句号的，当时所有人都想去做的一件事，就是立即躲到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好好睡上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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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7月20日韩叙与卡特总统在白宫玫瑰园

在事后回想起那段异常紧张的日子时，很多人都感到自己得到了非同寻常的锻炼。一位第一次参加接待工作的年轻人说：“这样的工作很造就人，尽管最紧张的时间只持续了一两个月，但是它让你感到自己已经工作了很多年。”

这样的经历对韩叙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这次大规模接待工作的组织者之一，他得到的锻炼和收获或许比其他人更多。当然，他也证明了自己是胜任这个角色的，不论在外行人还是在内行人看来，他都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礼宾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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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作者 | 阮虹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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