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发布：一份被18国媒体引述的中国智库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国更高质量发展需要与国际形势巨变，中国开启全面深化改革。2012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72次中央深改委（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600多份改革文件，督促各个部委与各级政府出台3000多项改革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60项改革任务已总体完成，实现了世所罕见的成功改革实践。

●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144次提到“改革”，12次提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了13个部分的“系统部署”，让世界看到中国已持续了45年并仍将继续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勇气、定力与毅力。

●改革是持续动态调整的宏大事业，更是须不断保持勇气、定力与韧劲的艰难实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进程。改革是艰难的，但中国人民的信心是充足的。

●继2024年3月31日联合五国智库共同发布《大国复利：中国高质量发展与2035年趋势畅想》研究报告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进一步梳理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所取得的重大成效。按照国际语境，将2013年以来中国推行的诸多改革攻坚措施总结梳理简化为六大类，即反贫困（Anti-Poverty）、反封闭（Anti-Blockade）、反污染（Anti-Pollution）、反腐败（Anti-Corruption）、反霸权（Anti-Hegemony）、反危机（Anti-Crises），六大类措施均取得明显成效，改革攻坚获得突破性进展：

——反贫困：中国把贫困治理摆到治国理政的最重要位置之一，分阶段详细制订脱贫计划部署落实，全国上下合力完成全面脱贫攻坚。2020年底中国实现全面脱贫，2012—2020年累计脱贫9899万人，国家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6%，2020年达12588元。

——反封闭：中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切实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与宏观调控能力、大幅鼓励市场化创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扩大加深市场开放规模程度等。这些措施不仅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还突围了外部科技封锁，经济质量得到质的提升。2012—2023年，中国科研经费占国民收入比例由1.91%升至2.64%，达到世界高研发强度国家水平；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由4.5万家增至46.5万家，据估计，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由4%增至15%左右。

——反污染：中国发布多份污染防治和气候治理的重大改革政策与文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2012—2023年，中国主要生态环境指标逐年改善，单位GDP能耗下降26.8%、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反腐败：中国针对腐败采取了系统性国家立法、整合反腐机构、强化反腐部署等措施。反腐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64.8万余件、处分457.3万人，追回外逃人员至少11946人，追回赃款约477亿元。

——反霸权：中国坚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在多个场合反复重申中国永不称霸，并承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情形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2018年3月，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2024年7月，在北京见证签署《关于结束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至2023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投入约10000亿美元，在全球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当地直接创造42万个就业岗位。

——反危机：中国全面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相继出台修改20多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法律、110多部含有国家安全条款的法律法规。形成了适应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确保了金融与房地产风险可控，严厉打击网络电信与跨国诈骗取得实质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扩大开放绝非轻轻松松，而是不断需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精准前瞻与战略决断；需要根据自身能力与目标导向，进行持续规划与持续落实；需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完成矛盾分歧协调与利益统筹；需要直面反华势力对中国的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实现围堵突围与发展突破。

●新时代改革开放成就巨大，但中国社会当前碰到并感受到了一些改革难点，可能有四方面原因：一是，人们期许程度很高，阶段性超过了社会能够承担的上限，在中国经济长期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大家对美好生活提出更高要求，尤其在居住、医疗、出行、教育、分配等方面；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个别官员、事件成为害群之马，极大损害社会满意度；三是，外部因素影响了改革开放进度，特别是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对中国改革进程造成了阻碍；四是，改革进程不可避免地使部分群体因利益调整倍感阵痛。

●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角，依托《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出的有关经济、民主、文化、民生、环境、社会治安、国家治理的7个方面聚焦，我们对2029、2035年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成效有七大畅想：

——经济更稳健：2029年，中国新质生产力继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超过20%，世界500强企业超过40%来自中国，中国持续成为各国企业、个人最喜欢的投资热土。国内各类经营主体都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国有企业向关键型命脉型行业集中并大量承担尖端科技攻坚，民营企业无论大小一律有平等获得市场各类资源的机会，外资企业完全享有国民待遇。2035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多数行业科研制造能力达世界一流水平。

——民主更丰富：2029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更为健全。人大代表更具代表性，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在2020年末94.5%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2035年，人民民主参与机制更加完善，重大政策文件出台前通过全渠道收集成千上万条意见，基层数据在治国理政中发挥更大作用，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持续用民生保障民主，基本医疗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更容易获得，并在当前各自95%覆盖面水平上进一步提高，实现基本保险全覆盖。

——文化更出圈：文旅产业持续火爆，2029年对中国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以及落地签的国家超过100个、2035年超过120个。2035年，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人民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文旅产业更加火爆，人均每年国内跨地域出游次数超过5次，全国超过三分之一人实现出境旅游。

——生活更舒适：202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高迈向极高，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国民收入结构逐渐呈“橄榄型”，“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超80岁。2035年，中国人均月收入有望突破1万元，越来越多的人将过上各自心目中的好日子。

——环境更绿色：2029年，“碳达峰”目标提前实现，之后平均每年将比上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4亿吨，成为年减排量最高的国家，半数以上城市转型“绿色城市”。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成为全球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国家更安全：2029年，中国成为全球综合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实现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国产大飞机年产量突破100架。2035年，国产大飞机年产500架，新增10个驻外保障基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及数量进一步增加，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每年200—300次，甚至与世界各国共同谋划在月球上共同建设人类的太空基础设施，为人类文明的长久安全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024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人们对中国改革的深度思考。《决定》144次提到“改革”，尤其是12次提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了13个部分的“系统部署”，让世界看到中国已持续了45年并仍继续在前进的改革毅力，也让世人惊叹于中国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稳定任务所体现的改革智慧，更令国内外观察者们洞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改革所聚焦的重点领域及阶段性、渐进性要完成的目标。

改革需要超乎寻常的毅力。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序幕，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把改革视为“永远在路上”的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更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能够连续45年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将改革事业往“前进”的方向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建成，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72次中央深改委（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600多份改革文件，督促各个部委与各级政府出台3000多项改革方案，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掀起了10多年来波澜壮阔、披荆斩棘、履险如夷的改革航程。

从数字经济的蝶变腾飞到科技创新的潜能激发，从航天科技的突飞猛进到清洁能源的跨越增长，从基础设施的全球领先到城市治安的持续稳定，从精准扶贫的全面胜利到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从“一带一路”的全球布局到开放事业的巨大突破，过去10多年的这些显而易见的国家进步，都是源于2013年以来中国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航程始终沿着正确航线向更深水域、更广天地的方向坚定前进，是相当不容易的。

近半个世纪的改革进程始终保持在一个正确和积极的大方向，没有引发社会失序混乱，没有爆发对外战争冲突，没有导致族群分裂仇视，没有发生重大政策颠倒反复，没有滋生严重金融危机，没有被新一轮科技革命所淘汰，环顾世界各国的改革史，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做到了。这是中国应有的改革自信，也正是中国表现的改革奇迹。

对于如此世所罕见的成功改革实践，不可否认，当下中国社会碰到并感受到了改革难点，出现了一些对改革效果的漠然、抱怨、牢骚甚至批判、否定的声音，更有甚者还炮制了所谓的“中国改革停滞倒退论”。这些消极论调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大的要求，同样也需要从更深层的角度进行剖析和驳斥。

我们必须要重新调适对改革的认知与预期。不能只看到一些领域的改革步子小了就惊呼改革不动了，却看不到这些领域的改革“骨头难啃”了、进入深水区了；不能只看到“从0到1”的重大改革措施少了就误以为改革停滞了，却看不到由局部探索到全面推广的成效多了；不能只看到个别领域的整治力度强了就歪曲为改革倒退了，却看不到改革带来的系统重塑与利益重构；不能只看到经济下行压力大了就误以为改革失效了，却看不到中国的经济增速与社会发展仍在世界名列前茅的基本事实。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的改革可以做到十全十美，也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改革可以做到所有人的利益都不被调整，更不可能会有一项改革措施可以做到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

改革是持续动态调整的宏大系统工程，更是须保持定力与韧劲的艰难实践。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进程。在这个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信心乐观地展望二十届三中全会中所提到的2035年之前聚焦的七个领域，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

继续推进这些改革聚焦，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注重突出重点、注重改革实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定能真正实现。对此，中国人民的信心是充足的。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充分肯定了中国此前34年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绩，也指出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长期积累的一系列突出问题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为解决这些问题与挑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在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特别强调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出60项具体任务、336项重大改革举措，并在此后形成一系列配套文件，不断落实新时代改革开放部署，成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按照国际语境，我们将2013年以来中国推行的诸多改革攻坚措施总结梳理简化为六大类，分别是反贫困（Anti-Poverty）、反封闭（Anti-Blockade）、反污染（Anti-Pollution）、反腐败（Anti-Corruption）、反霸权（Anti-Hegemony）、反危机（Anti-Crises），六大类措施均取得明显成效，改革攻坚获得突破性进展，这些生动实践正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应有之义。

●反贫困（Anti-Poverty）

应对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摆脱贫困，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约2.5亿贫困人口，到2012年下降至9899万人，脱贫仍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把精准扶贫摆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2013—2020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逐年增长，2020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465亿元，较2013年增加1084亿元，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总计3520亿元，较2013年增加2790亿元。

2021年2月24日，习近平主席庄严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2012—2020年，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国家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6%；2015—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982元增加到2020年的10740元；贫困人口受教育年限从2013年的人均6.9年提高到2020年的7.8年；2000多万贫困患者及时得到救治；通过交通、教育、健康等方面扶贫，农村基础设施显著提升，贫困人口生活状况明显改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国摆脱贫困的重心由脱贫攻坚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随后，有关部门围绕乡村振兴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中国在反贫困方面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不仅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制定减贫方案提供了生动可靠的实践参考。

2.反封闭（Anti-Blockade）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的中国经济存在利益固化、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深层次体制障碍等诸多问题与挑战。不久之后，一些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华经济封锁与科技围堵，极大增加了中国经济提质升级的难度。

对此，中国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如切实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与宏观调控能力、大幅鼓励市场化创新等。同时，中国坚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扩大加深市场开放规模程度、吸引外部资金技术“引进来”同时大力推动中国企业利用已经积累的资金和技术“走出去”。这些措施不仅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还让中国得以突围外部科技封锁，经济质量得到质的提升。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与质量双双取得巨大进步，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与先进制造上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的多项体现科研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出现跃升。2018年4月起，《科技日报》推出系列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刊登的35项中国可能被海外反华势力“卡脖子”的关键先进制造业产品与技术，提醒国人应当继续奋发图强。到2024年7月，专栏中的35项仅剩光刻机、光刻胶、高端制程芯片、航空设计软件、航空适航标准等极少数核心技术未被中国掌握，而在锂电池隔膜、激光雷达、高端焊接电源等领域，中国制造的研发与工业制造能力都已做到世界顶尖水平。

2023年，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追踪调研后认为，中国在其关注的 44 项技术中有 37 项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特别是在电池、高超音速技术以及5G和6G等先进射频通信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先进制造上，新时代中国大国重器水平不断提升，“嫦娥”奔月、“蛟龙”入海、大飞机C919升空、大邮轮爱达·魔都出航，中国摘下一颗又一颗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并在如电动车、高速铁路等产业成为技术制造与商业上当之无愧的世界级标杆。

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追赶进程来之不易，不能妄自菲薄、固步自封，也要防止内外捧杀，“反封闭”依然在路上。

在对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的说明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当前“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面对汹涌来袭的人工智能新一轮生产力变革，中国必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为国家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3.反污染（Anti-Pollution）

高速增长的中国一度面临空气污染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地沙漠化等环境治理的巨大压力。2013年1月，北京PM2.5浓度高达993微克/立方米，远超世界卫生组织不得高于25微克/立方米的水平。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压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份污染防治和气候治理的重大改革政策与文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开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的反污染工作成效显著。

中国主要生态环境指标逐年改善。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74个按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城市中，只有海口、舟山、拉萨3个城市达到二级标准，其他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现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是空气污染相对较重的区域。经过持续的空气污染治理， 2023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比例为59.9%，较2013年增长了55.8个百分点；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5.5%，较2013年增长了25个百分点。2023年中国实际监测的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89.4%，比2022年上升1.5个百分点，显著优于2013年的71.7%。

2012—202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26.8%，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6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经济绿色化低碳化进程加快。

中国绿色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已成为全球领航者。201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有17642辆，但2023年已增长至949.5万辆，在全球市场中占比超过60%；2023年，中国出口“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产品合计达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比2012年增长29.9%。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显著推动了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

4.反腐败（Anti-Corruption）

腐败问题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的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对此，2013年以来，中国掀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惩治最为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在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多项创新和完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成果。

一方面，中国针对腐败行为进行了系统性的国家立法，制定了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修改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国家监察体制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涉及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执法司法等民生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65万多件。人民群众在党风政风不断转变中得到了切实利益。与此同时，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64.8万余件、处分457.3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更是表明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另有大批裸官也遭到清理，官员配偶、子女等身边人的“裙带式”腐败被严厉问责。

除了强化国内“打虎”“拍蝇”，党中央把反腐败追逃追赃提升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层面，开展“天网”行动。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2023年11月，追回外逃人员至少11946人，追回赃款约477.0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2人归案，新增外逃腐败分子数量大幅下降，从根本上扭转了腐败分子“贪了就跑、跑了就了”的状况。

随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深水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加大对国企、金融、医疗、粮食购销、乡村振兴、烟草、体育和统计造假等领域案件查处的力度，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以医药领域为例，2023年，医药领域掀起的反腐风暴受到广泛关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8月，全国已有至少170余名医院院长、书记被查，超过2022年全年的两倍。

新时期以来，中国反腐败成果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而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世界银行通过追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腐败控制数据显示，中国反腐评分由2012年的41.2提升至2022年的55.2。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新征程反腐败斗争，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可以说，反腐败斗争依然任重而道远。

5.反霸权（Anti-Hegemony）

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着一些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抱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不放，热衷于拼凑小圈子，打新冷战，以意识形态划线，挑动阵营对抗，大搞霸权、霸道、霸凌，这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继承和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鲜明提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以及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外交理论体系。

迄今，中国是全球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的国家，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近年来，中国积极促进沙特和伊朗实现复交、促成巴勒斯坦14个派别的大和解，见证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面对2022年以来乌克兰危机延宕，中国不是拱火浇油、趁机渔利，而是秉持公正、劝和促谈，给危机“减压”、让局势“降温”。

截至2024年上半年，中国同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积极参与，推进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至2023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累计投入约10000亿美元，在全球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为当地直接创造42万个就业岗位，为许多国家人民实现了“铁路梦”“大桥梦”“脱贫梦”。

2021年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目前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支持，近70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为加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重要助力。

反霸权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中国将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6.反危机（Anti-Crises）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日益严峻，面临着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非传统领域安全日益凸显。对此，中国通过一系列深层次改革，对内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对外在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外部干涉问题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妥善处置周边安全风险，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经济领域，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过剩产能，致力于解决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问题。2015年底，发改委提出要把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牛鼻子”。2016年以来，国资委将“处僵治困”作为工作重点，截至2019年末，纳入“处僵治困”工作范围的2041户子企业已实现经营扭亏，近700户僵困企业实现市场出清，分流安置超过80万名富余人员，近七成富余人员实现内部退养或转岗。‌‌

金融与房地产领域，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金融监管体系建设和国家机构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规范金融市场秩序。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限制国有企业过度举债以及控制房地产市场杠杆率，使中国金融部门杠杆率达到了较为合理的水平，并有效遏制了各种金融乱象，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例如，稳妥处置了一些与地产相关的重大金融风险案件，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处置了一批与商业银行相关的对金融体系有较大风险外溢性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资管新规出台5年内拆解的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规模达到25万亿元。

国家安全领域，2013年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新制定的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相继出台20多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法律，制定修订110多部含有国家安全条款的法律法规，再加上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基本形成了适应我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基于此，中国开展了涉疆、涉藏、涉港等问题上的反霸权反干涉行动，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了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反对外来干涉，有效应对外部军事挑衅。

网络安全领域，近年来，中国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据公安部通报，截至2024年5月，全国公安机关5年来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194.5万起，全国单月立案数同比连续8个月下降，受骗损失金额下降近30%，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依托国际执法合作机制，中国公安部先后派出多个工作组赴东南亚多个国家，捣毁境外诈骗窝点3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余名。自2023年7月以来，已有4.9万名电诈犯罪嫌疑人自缅北移交中方。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转向“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严峻，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2020年以来又经历世纪疫情，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面临发展与安全关系的平衡。

改革步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牵一发而动全身，每走一步都要面临诸多复杂甚至矛盾因素的仔细权衡，这对中央的大局前瞻能力、全局掌控能力、战略执行定力，央地协调水平，以及改革举措的系统性、集成性均提出了极高要求。

1.精准前瞻与战略决断

从国际角度看，2012年以来，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世界经济周期存在长期下行趋势、经济结构发生明显调整变化。党中央判断未来大国对抗和地区冲突走向结构化、整体化和长期化，对西方国家外贸政策走向“小院高墙”、国际交流走向“脱钩断链”等逆全球化态势的认知不断清晰，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前瞻性地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将把握时机、强势崛起，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将大幅逆转。此外，全球治理难度升级，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三大全球性问题愈发突出，日益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

从国内角度看，党中央明确认识到经济形式即将步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状态。人民生活虽然总体步入小康，但仍不富裕，中国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仍位于较低位置，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较差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此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旧存在，东西部、城乡间发展差距依旧显著，效率与公平的平衡问题亟待解决。

在深刻洞察全球性问题日益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国内背景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主旋律，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六大领域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统部署（见表11）。2024年二十届三中全会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继承发扬这一改革思路、框架和精神，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不断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并在国际和国内宏观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走出独树一帜的中国道路。

2.持续规划与持续落实

改革不仅需要对国内外宏观形势的深入洞悉和强大的战略决断力，更需要敢于直面问题的勇气、破除阻碍的执行力和持续稳定的战略意志力。

以供给侧改革为例，2015年推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同时叠加适龄劳动力数量下降。2014年末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势必稳定抬高劳动力成本和企业用工成本；产品需求低迷，2014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0.469，贫富差距对居民消费结构造成一定扭曲；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企业投资意愿回落，投资结构存在惯性，房地产依赖下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长期过剩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明确了“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重点任务（见表12），改革进程贯穿整个“十三五”时期并持续至今，成果斐然。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淘汰落后产能和化解过剩产能钢铁约3亿吨、水泥约4亿吨、平板玻璃约1.5亿重量箱；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数字经济助力高质量生产，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0%，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再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例。党的十八大前，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在进行，但过程异常艰辛。一方面，过去一些行政管理体制下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较为普遍，部分领域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不仅容易形成利益集团，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另一方面，法治建设和法规执行存在滞后性，政府信息化建设缓慢，降低了相互评价各级行政决定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针对上述问题，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重点部署中国在新时代的行政体制改革。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大力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如“放管服”改革取得优异成绩，通过简政放权大幅减少行政审批、放管结合、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服务推动电子政务建设等方式大幅提高了我国政务效率。据一项追踪统计显示，2015年时，中国某省会城市的社会建设工程从立项到通过审批需要108个公章、799个工作日，而改革后行政效率持续提高，2020年仅需58个审批环节、134个工作日甚至更少。

3.分歧协调与利益统筹

在“新常态”发展期，中国面临更加复杂的分歧协调与利益统筹，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区域发展分化和央地关系协调。从区域结构看，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经济发达，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服务意识较强，基础设施完善，民营经济活跃；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产业结构单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多；从央地关系看，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央地分权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这导致要实现全国经济协同发展，政府在资源配置能力、财政政策协调、利益平衡等方面的难度加大。为此，中央持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比如从2015年开始，中央逐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中的比例，2018年又加大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地方政府的财力自主性、可持续性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增加资源丰富地区的财政收入，201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提高资源税收入；同时逐步优化中央和地方增值税收入分成机制，增加地方政府财力。即便如此，要实现平衡的区域发展格局，构建规范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协调。城乡二元结构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十八大以来，政府在城乡融合和户籍制度改革上做出了诸多努力。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很多二三线城市陆续放宽了落户限制，目前除了少数超大城市户籍限制较严，我国城市整体户籍壁垒已经较低，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障进城农民工权益。政府推进一系列改革完善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体系。教育领域，从2014年开始实施了“全面改薄”工程，旨在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2015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致力于提升农村师资力量。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实施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尽管近年来城乡一体化取得一定进展，但二元结构依然显著，农村基本保障依然远低于城市，土地制度改革推进仍存在诸多难点，土地流转机制和服务配套体系仍不健全，农民土地财产权利保障不足，经济增长对其财富积累的贡献极其有限，进而加剧城乡财富差距和消费能力差距，如图6所示，相对2012年，2022年经济发达省份和部分内陆省份的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差距整体有所扩大。即使实现了户籍转移，许多外来人口在公共服务方面仍面临不平等待遇。二元结构不仅阻碍劳动力素质提升，制约城市外来人口的消费能力，还会加剧阶层固化问题和社会矛盾。

三是传统和新兴产业发展平衡。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涉及大量就业和地方财政收入，新兴产业虽然代表了经济发展方向，但短期内的贡献有限。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转型，必须平衡好两者关系。对此，中国政府早有预见并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控制传统产业的调整速度，防范系统性风险。比如，政府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方向转型升级，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参与国际市场竞争；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以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跨省合作园区等为平台，支持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产业合作基地和资源深加工基地”，促进传统产业的区域转移；推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严格金融监管要求，更好地预防管理系统性金融风险；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支持租赁市场发展，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但由于传统产业体量巨大，存量风险的消化和新兴产业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因此，在新旧转换过程中，中国依然面临妥善解决传统产业调整导致的经济放缓、金融风险、失业和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

四是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甚至相互矛盾。比如，由于城乡和地区分化，农村和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对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有较高诉求，而经济发达地区则更关注教育质量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社会对西方的发展普遍有了更多认识，但各阶层和群体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对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发展现状给出的评价迥然不同，进而导致对改革的评价和期待也出现分化。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推进的必然结果，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对此应客观看待。

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分歧与矛盾，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革举措。如教育领域，“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央地协调方面，“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城乡融合方面，“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

4.围堵突围与发展突破

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美国就开始更加关注中国在全球治理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2011年，希拉里在担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认为美国需要把更多的外交、经济和战略资源转移到亚太地区，这个战略事实上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但这一时期，美国尚未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随着中国的经济权重和国际话语权的持续提升，以及高科技领域的进步对美国经济主导地位和美元霸权构成挑战，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显著变化。2017年特朗普上任后，开始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实施一系列围堵打压政策。

拜登总统上任后，在经济科技领域，对华打压持续加码，如对以中兴、华为为代表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实施制裁，对中国商品蓄意加征关税；收紧了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加强了对敏感技术的出口管制。外交领域，美国试图通过拉拢其他国家打造所谓“反华联盟”，强化“印太战略”；美国政府不仅在舆论上炒作“大陆威胁论”，还频频发表挑衅性言论，将台海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军事领域，美国增加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面对美国围堵，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政策，遵守国际秩序，体现大国担当，采取多种应对策略。经济科技领域，中国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通过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加强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互联互通，极大拓宽了对外投资的扩张空间（见图7），促进了企业转型升级，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降低了对少数发达市场的依赖；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推动关键技术自主创新，在芯片、5G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技术突破，近年来高科技出口额全球占比整体稳定（见图8），部分缓解了美国技术封锁带来的压力。外交方面，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深度参与联合国、G20、金砖等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组织，提升国际话语权，并在疫情防控、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展现大国担当。军事方面，中国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升综合作战能力。依靠战略定力、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成功实现围堵突围和发展突破。

尽管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上还是出现了一些疑惑、怀疑、质疑改革开放进程的声音，其中的一部分的确指出了改革开放仍待解决之问题，另一部分则是没有充分理解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新时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有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这些片面的认知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1.人们期许程度很高

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高，人民群众也对美好生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例如，从过去希望有简单的衣食住行富足过上小康生活，跃升到希望有更好的居住环境、更便捷的出行体验、更健全的医疗保障、更丰富的老年生活、更平等教育条件；例如，从单方面的物质富足，到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都富足，希望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更小的精神压力。

不仅仅是绝对要求变得更高，在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社会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判断标准也会从衡量物质生活多寡的绝对标准，变得更加侧重社会比较意义的相对标准，人们更希望不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公平、平等，希望自己的工作更被其他社会个体尊重，希望不同岗位的人与人之间有更加平等友善的社会关系。

党中央高度重视让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保持无危机崛起、无战争崛起的进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难免对自身生活与改善的期许往往会显得相对乐观，甚至阶段性超过了整个社会能够承载的上限。

要知道，中国现在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在当前中国向高质量发展升级的过程中，改革从相对舒适区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带来的生活压力客观存在，叠加互联网社交媒体等传播中的“内容极化”“信息茧房”“沉默多数”效应放大了负面消息的影响，导致人们更加难以全面准确了解彼此生活的实际情况，有时用过于极端的例子当作了自己生活的参照系，或将少数人的发言当成了多数人的观点。

2.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建设与党风党纪建设，社会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尽管如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在依旧存在，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较突出”，个别官员成为害群之马，极大损害了社会满意度。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出现可能是主观态度问题，一些官员拿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当“耳边一阵风”，阳奉阴违、懒政懈政、搞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损害了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可能是主观能力原因，基层在落实中对上级政策理解不到位或监督机制不足，如一些地方在城市管理、环保等领域采取“一刀切”手段，看起来似乎是在积极作为落实中央环保相关政策，实际是没有进行综合考虑，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实际生活困难，最终损害了企业民众的利益，本是要改善环境的政策却给民众造成了更大负担。还可能是由于客观原因，如基层政府任务繁杂、资源和人员配置不足导致落实走样，政策本身导致“水土不服”等。总之，种种政府机构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会显著降低民众对社会治理的认可度。

同时应当注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思想并非只在政府机构中存在，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例如，一些企业高管、专家教授等传统意义上的高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在没有经过实地走访调研、不了解民间疾苦的情况下，却发出“员工的家庭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一类令人瞠目结舌、贻笑大方的言论，尽管这样的思想和言论在社会中只是少数，却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快速传播，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3.外部因素阻挠阻碍改革进度

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心态产生了变化，从之前积极看待中国发展变为中性甚至消极看待中国发展，甚至采用一系列讹诈、遏制、封锁、极限施压方式限制中国，明显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威胁，这些负面外部因素使得中国不得不更加谨慎行事，叠加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公共突发事件造成明显负面冲击，在客观上干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度。

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因中国产业升级取得巨大进步而焦虑担忧，担心中国的进步抢了自己的生意，并因此出台了许多对华限制政策。例如，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2024年上半年继续拉开与第二名差距，索尼本田移动公司代表董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水野泰秀在位于东京的该公司总部表示，对中国电动汽车快速发展感到“非常害怕”。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中的最大成员之一迅猛发展，少数“全球南方”国家态度矛盾，特别是对于中国周边国家来说，既想与中国合作，又有所顾虑，加之一些发达国家反华势力的鼓吹与躁动，也开始和中国发生摩擦纠纷。世界看待中国发展的这些变化客观分散了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注意力与投入，负面影响了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进度。

4.部分群体因利益调整倍感阵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优先保障多数利益，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同时针对社会重大利益分配关切，适度调整部分过去待遇相对优厚行业的利益，这不可避免地使得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产生不满情绪。如党中央坚决明确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要求金融服务于人民、不断为实体经济提供源头活水，整治互联网金融风险、控制金融业高薪一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还有一些行业因技术进步受到长期负面冲击，如线下实体批发零售业因技术变革造成需求下降；一些行业因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使得如基建、房地产上下游行业总需求下降。这些行业从业人员难免会因为阶段性利益调整而导致获得感下降，产生一定不满情绪。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只有不断地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能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决定》确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并提出要聚焦七个方面的改革任务。在此基础上，《决定》系统部署了55大项改革任务，要求到2029年全部完成。由此，我们看到一个2029、2035年的改革路线图得到清晰勾勒。

对此，我们要坚定对改革的信心，敢于善于畅想2029年中国改革的全景预期和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经济更稳健：2029年，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升至20%，世界500强企业超过40%来自中国，中国持续成为各国企业、个人最喜欢的投资热土。中国将完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竞争公平有序。国内各类经营主体都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国有企业向关键型命脉型行业集中并主要承担尖端科技攻坚需要，民营企业无论大小一律有平等获得市场各类资源的机会，外资企业完全享有国民待遇。资本市场实现稳定健康发展，金融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实体经济取得进一步成效。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人才专心科研制度、技术人才引进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有序帮助经营主体提升创新能力和高新技术竞争力。2035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多数行业科研制造能力达世界一流水平，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建成，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民主更丰富：2029年，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人大代表更具代表性，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占代表总数在2020年末94.5%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人民使用政治权利更充分，基层选民投票率不断提高。2035年，人民民主参与机制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专业人士更多参与公共政策决策，重大政策文件出台前主动通过全渠道收集成千上万条意见，基层数据在治国理政中发挥更大作用，职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职工代表大会覆盖更多企业。持续用民生保障民主，基本医疗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更容易获得，并在当前各自95%覆盖面水平上进一步提高，实现基本保险全覆盖。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覆盖身心健康，取得更全面的进展。

文化更出圈：2029年，文旅产业持续火爆，对中国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以及落地签的国家超过100个、2035年超过120个。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新业态赋能文化经济，文创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基本建成。2035年，中国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人民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通过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实现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和交流，中国声音在世界更加响亮，“文化出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更加宽广的世界舞台。文旅产业更加火爆，人均每年国内跨地域出游次数超过5次，全国超过三分之一人实现出境旅游。

生活更舒适：2029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由高迈向极高，分配制度改革推动国民收入结构呈“橄榄型”，“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超80岁。中国人民生活品质再上一层楼，生活水平和就业质量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低收入群体规模进一步缩小，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大幅扩大，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不断改善，城乡差距进一步改善。就业优先政策不断完善，结构性就业矛盾持续缓解，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并覆盖就业市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智慧都市圈。2035年，中国人均月收入有望突破1万元，越来越多的人将过上各自心目中的好日子。

环境更绿色：2029年，“碳达峰”目标提前实现，之后平均每年将比上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4亿吨，成为年减排量最高的国家，半数以上城市转型“绿色城市”。中国建设美丽中国取得进一步进展，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全面普及，大部分城市在碳达峰目标实现后碳排放平稳下降，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颠覆城市绿色新面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2035年，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清洁能源使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成为全球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国家更安全：2029年，中国成为全球综合安全程度最高的国家。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更稳固、公共安全有保障、金融安全有监管、数字安全有防范。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反霸权、反封闭、反外来干涉、反不正当制裁。实现中国航天员登上月球，国产大飞机年产量突破100架。2035年，国产大飞机年产500架，新增10个海外保障基地，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及数量进一步增加，中国航天发射次数达到每年200—300次，甚至与世界各国共同谋划在月球上共同建设人类的太空基础设施，为人类文明的长久安全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的数字治理能力，保障全球数字安全，推进网络安全法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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