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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是对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方式的信念不同。这是文化和哲学差异的冲突。当我们不理解这些分歧的基础时，这些分歧的解决是无济于事的。它们可能是不可调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考虑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认为这些差异是可以调和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存在差异。

时间有限，所以请原谅我对这个重要讨论领域的粗略态度。

如果GDI要成功，那么中国必须能够说服美国和西方，它对霸权不感兴趣。霸权主义思想是西方对中国误解的核心。这种想法在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修昔底德的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一书中得到了推广。该书忽视了中国外交的历史基础，而中国外交的根源在于唐朝。

唐朝外交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来自欧洲和中国各种麻烦交织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应对并找到维护边境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应对措施涉及不同的解决方案，当我们考虑如何解决当今全球发展的挑战时，这些解决方案是相关的。

欧洲决定使用武力来保护其边界。正如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说，战争是另一种政治手段。因此，像俾斯麦这样的人谈论“血与铁”，导致了民族国家的概念。

唐朝对同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有更务实的观点。各国将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们会考虑那些他们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专注于共识点而不是分歧点。正如长城所证明的那样，它并不总是成功的，但这是对同一问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哲学家孙子谈到兵不血刃即可取得胜利。然而，克劳塞维茨将战争视为政治。对于唐朝的中国来说，贸易被用来确保边界安全，而军事解决方案则作为对匈奴等侵略者的后备力量，他们无视贸易提供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一理念至今仍支撑着现代中国的贸易和稳定方针。

正因如此，全球发展倡议的第一个基石是“一带一路”政策。西方通过霸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点，因为如果它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正是它所做的事情。它侧重于基础设施方面。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有四大支柱，基础设施只是其中之一。慢慢地，西方认识到了其他三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当前科技和半导体芯片战争的基础。

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支柱。

首先是建设有形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和铁路。 

第二个支柱是贸易基础设施。这包括监管环境、各国之间的监管协调以及贸易结算流程的改进。

第三个支柱是无形的基础政策。这包括支付系统和协议，以及使用区块链进行交易和产品认证。这也与贸易基础设施监管环境相互作用。

第四个支柱是资本基础设施。包括扩大股权和债务市场准入。它包括通过使用国际化数字货币来打破对SWIFT贸易结算系统的依赖。这与提高跨境交易结算能力的贸易基础设施支柱直接相关。

这些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提高生产率使中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也是全球南方加快实现共同繁荣的机制。

那么，这种做法与西方担心的霸权掩护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选择的能力。对于西方来说，贸易总是关于对殖民地人口的剥削、臣服和文化破坏。他们认为这是自然和正常的发展过程。他们带来了文明，以及过去的宗教，作为贸易的先决条件。

中国没有做出这些假设或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与意识形态成果无关。他们不寻求将政治制度或法律制度强加给参与者。这与西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的做法总是迫使各国采用西方社会规范的意识形态去完成合作。  

这种诚意的试金石是国与县关系的结构。美国建立军事联盟。中国只有一个军事支持协议，那就是与一个拥有共同陆地边界的邻国签订的协议。中国身边有朋友，而不是盟友。这是与西方战略思维的根本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朋友也必须成为他们的盟友。

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这个名字本身就预示着思维的差异。上合组织促进合作。与北约不同，它不是一个条约或军事联盟集团。中国通过合作而不是对抗来维护其边界完整。这个概念对西方人来说似乎很陌生，所以他们认为合作总是需要军事成分。

这是中国与西方和相处方式之间最显着差异。

我们不能说中国在GDI的目标是完全由慈善事业驱动的。当然，南半球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的繁荣。它还促进了全球繁荣。它使各国能够走上许多不同的道路，走向发展、成功和繁荣。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世界走向共同繁荣，而不是一个以剥削为基础的全球体系。对这一新兴全球秩序中不可避免的摩擦的管理并不依赖于剥削性霸权。它建立在对联合国等全球多边机构的尊重之上。 

西方经常指责中国想要改变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这种指责是正确的。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改善基于互利而非剥削的贸易关系来协助这些变化。如果当前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改变意味着对旨在支持西方霸权的秩序的修改，那么这些变化在促进全球繁荣的名义下是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