昧按：自由电台有一档由作家、文学评论家亚历山大·格尼斯主持的播客节目“格尼斯：纽约视角”，6—7月连续推出八期重磅节目，采访了一位诗人和多位顶尖（和不那么顶尖的）斯拉夫学家，畅谈乌俄战争的文化学背景。节目的目录如下（暂定译名）：2. 战争与俄西斯主义——马克·利波维茨基谈普京政权的意识形态；3. 战争与斯拉夫学家——克萨娜·布兰克谈侵略者的语言；4. 战争与哲学——米哈伊尔·爱泼斯坦谈焦土意识形态；
5. 战争与斯大林——叶夫根尼·多布连科谈苏维埃残余的代价；6. 战争与心理学——亚历山大·埃特金德谈静止现代主义；我们从今天起（争取）陆续为大家译出这些节目的文字稿（第一期诗歌引文较多，可能会往后拖），欢迎大家多多支持。
欢迎来到“格尼斯：纽约视角”节目，这是我们从文化学视角考察那个人的政权对乌克兰战争专题的新一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著名学者、当代俄罗斯文化专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利波维茨基。我们将尝试做出界定，作为那个人的政权思想情结的俄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一现象的文化根源何在。乌克兰战争需要并催生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于是“俄西斯主义”便成为一个普适术语，定义了那个人的俄罗斯正在发生的事情。文献中说，这个词在那个人入侵格鲁吉亚和吞并克里米亚时就曾偶尔出现，但正是当前这场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导致了这个词的广泛使用。“俄西斯主义”一出现在维基百科上就落地生根。文章有了二十五种语言的条目。如若“俄西斯主义”成为词典编纂者总结2022年的年度词汇，那我不会感到惊讶。“俄西斯主义”这一术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比如乌克兰总统顾问梅海洛（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将俄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进行了比较，并将“俄罗斯社会大规模地自觉同意极致野蛮的杀戮和破坏”作为前者的一个区别特征。[1]在美国，这个词被著名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拿起并推广，他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俄西斯主义的长文。让我们引用一句斯奈德很精妙的表述，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他的观点：法西斯分子把其他人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是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对非理性的狂热崇拜发展到了悖理的极端，是仇恨言论颠倒现实……的最终结果，是意志压倒思想的顶点。自己是法西斯分子，却称他人为法西斯分子，这是那个人主义的基本做法。……我称之为“精神分裂的法西斯主义”。乌克兰人的叫法最简练，他们称之为“俄西斯主义”。[2]
就像任何致命的大规模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一样，俄西斯主义需要被全面研究——至少因为我们不得不再忍受它很久。而如果说对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方面已进行过详细研究，那么对俄西斯主义的分析——它的起源、策略、方法和后果——才刚刚开始。
[1] https://t.me/M_Podolyak/62
[2] 中译文引自：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220520/russia-fascism-ukraine-putin/。
亚历山大·格尼斯：今天，我们将与著名学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利波维茨基讨论这门“俄西斯主义学”的性质及其诠释可能性，他刚就这个主题写完一篇极为有趣而独创的文章，但还没发表（承蒙作者惠允，我已读过手稿）。这篇材料值得特别关注还因为马克是当代（甚至还不是现代）俄罗斯文化最权威的专家。他是后苏联艺术一切体裁和表现形式的行家：从诗歌、散文到电影、摇滚、说唱，还有契合现实的艺术实践，如行动艺术（акционизм）。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问他一个最让人感到痛苦、折磨的主要问题：俄西斯主义从何而来，为什么它能俘获俄罗斯社会？我的第一个问题由此而来：大多数俄罗斯人赞成那个人在乌克兰的战争，果真如此吗？您也知道，许多人不相信非自由社会的任何统计数据，并且认为引用它就是在助长那个人的宣传。因此您论述中的一个想法让我很感兴趣——您说抗议运动微不足道不能仅仅归咎于对当局的恐惧。马克·利波维茨基：当然，我是从远方，且只是从那些我能接触到的消息来源在判断俄罗斯社会的抗议和情绪。因此，我的信息是不完整的。但即使信息不完整，我也不能接受那种认为俄罗斯社会本质上是消极的，早就同意那个人的政权所做一切的观点。我能回想起俄罗斯人不久前就冠病、疫苗、口罩和其他防疫措施发起了非常活跃的抗议。有过大规模示威，还有数百万封写给国家杜马的信，总的来说，这些行动带来了想要的结果。正如记者兼社会学家玛莎·利普曼解释的那样，[1]俄罗斯人对冠病的反应和他们对俄罗斯攻打乌克兰、野蛮轰炸以及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一切可怕事件的反应是如此不同，因为俄罗斯媒体将战争描述为某种遥远的，与市侩的私人、个体空间无涉的东西。而冠病和防疫措施则恰恰侵入了这个空间。我同意利普曼的看法。显然，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已是在后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新特征。后苏联人已经有了某个在他/她看来不可侵犯的区域——而在苏联时代（除了末期），这个区域经常受到侵袭。此外，如果国家侵入这一区域，后苏联人愿意奋起反抗。但发生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一切事情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也就说无所谓，甚至还赞同。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可怕侵略正是这种情况。格：另一个因素是年龄。您在文章里写道：年龄越大越赞同。这是否意味着年轻人可以挣脱俄西斯主义的束缚？这一点值得指望吗？利：就年龄而言，分布特征确实相当明显。据说在相对年轻的一代人中，存在着70/30比，即70%的人反对战争，30%的人支持战争，而在年长者中则正好相反。当然，可以假设，这是由于缺乏或拥有作为一种与国家的心理、文化或社会文化契约的苏维埃经验——老一代人有而年轻一代没有。还有人认为，年轻一代体内已经流着互联网的血液，所以他们的批判思维更发达，凭借直觉和理性，他们不仅能获得，还能过滤信息，他们知道如何区分麦子和糠秕。而遗憾的是，在电视信息中长大的老一代人在这方面的能力要差得多——鸿沟就在于此。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5-31/putins-hard-choices格：在另一篇关于俄西斯主义的文章中，[1]您试图描述这一运动的意识形态，但立刻发现它完全是由互相排斥的矛盾构成的：“既然乌克兰人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就应该杀死他们。”如何研究这种逻辑上的胡言乱语？利：俄西斯主义自我表述的矛盾性，这是美杜莎网刊登的舒拉·布尔京的一项研究。[2]我还听说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篇文章选择引文时带有偏见。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恰恰是，这篇文章准确地捕捉到在同一叙事流中可以出现完全相反的表述：“那个人发动战争是正确的，早就该管管了。”但马上又说：“美国动动手指，然后让我们斯拉夫人内斗。”“如若我们不出手，他们就会先动手”，可与此同时“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只会躲在平民身后”等等。官方信息渠道中也是如此。这说明什么？我深信，俄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叙事。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什么？它不让我们看到话语或政治建构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但在战争支持者的表述中，根本没有任何现实，现实被完全排除了，由同一台意识形态机器生产的各种矛盾论断在此互相碰撞。也就是说，这些人身处某个茧房中，而他们只是在其中耍弄各种现成的公式。这些公式彼此矛盾的事实并没有困扰任何人。重要的是，其中的每个公式都能像咒语一样发挥作用。我们面对的几乎就是一片精巧打造出来的愚昧黑暗。这种茧房不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编织。所以我认为，与其攻击整个俄罗斯文化，不如具体辨析一下，俄西斯主义在俄罗斯文化的当代形态中有哪些具体来源。
[1] 可能是指这篇文章：
https://russiapost.info/politics/the_cultural_roots_of_ruscism，我们有机会将会翻译本文。
[2] https://meduza.io/feature/2022/04/24/voyti-vo-mrak-i-naschupat-v-nem-lyudey；中译可见：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792202542055520。格：的确，如今的一个永恒话题就是要求俄罗斯经典作家负责，在他们的著作中寻找帝国和殖民意识形态。但您觉得这么做没有意义，因为希特勒和托马斯·曼读的是同一个歌德。照您看来，俄西斯主义的根源应在新文化，而非旧文化中寻找。利：我认为应该讨论的恰恰是后苏联文化。今天的这场可怕战争在许多方面勾销了1991年以来的三十年，而在许多方面又是这三十年的结果。这三十年始于异常美好的希望、巨大的乐观主义、革命的热情，最后以猛烈而侵略性的复仇主义与积怨告终。我所罗列的俄西斯主义源头当然不完整。但我很清楚的是，其中一支来自苏联时代，因为与它关联的线索自然未曾断过。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自负完全是由战后的斯大林主义文化塑造的，这一点可以在叶夫根尼·多布连科的《晚期斯大林主义》中详细读到。[1]那场逐渐变成反犹运动的臭名昭著的反世界主义斗争正是与这些特征有关。但这一切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也没有消失。尼古拉·米特罗欣有本很好的书《俄族党》，其中揭示了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原始法西斯主义，甚至纯粹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渗透进苏联党、团和文化精英的意识中，如何成为作家、艺术家、导演中活跃而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旗帜。[2]大家都已忘了1979年那场著名的“经典与我们”（Классика
и мы）的讨论，当时一群文学家发声反对犹太人支配苏联的戏剧舞台，对犹太人（主要指的是阿纳托利·埃夫罗斯）竟敢编排俄罗斯文学经典表示愤慨。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所有这些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浮出了水面。只消回忆一下“记忆”协会（обществом
«Память»）[3]的风波，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别洛夫的发言，《我们的同时代人》和《青年近卫军》杂志就够了。1993年发生了那场与这种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政变后，[4]它仿佛沉入水下，但其实在《明天报》（Завтра）和2000年代初极度流行的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的著作中得以保存和发展。后来这个“主题”得到了像尼基塔·米哈尔科夫这样的苏联和后苏联文化大人物的有力支持。他的整个“驱魔者”系列节目直接延续的正是这种导致了今日俄西斯主义的趋势。还有一条线，我倾向于称它为左翼帝国主义线。我之前说的更多的是一种右翼民族主义，但也有左翼的积怨，怀念的恰恰是苏维埃帝国，苏维埃式的平等，但矛盾的是，这种平等也与民族主义和帝国的傲慢密不可分。爱德华·利蒙诺夫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直到如今他还受许多人爱戴，但人们尚未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思想家和诱惑者，他不仅是杰出作家，也是民族布尔什维克党[5]的领袖。利莫诺夫的直接继承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直接学徒，便是如今狂热鼓吹战争和帝国的扎哈尔·普里列平。还有一条相当明显的线——这就是“苏联怀旧”特大工程。您我都曾观察过这一工程是如何产生的。它仿佛产生于戏谑，产生于对苏联歌曲、苏联电影玩笑式的老调重弹和“翻唱”（《主旋律老歌》[Старые песни о главном]、《船长和大尉2》[Два капитана – 2]），或是对苏联历史同样半开玩笑，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尊重的反思，就像帕尔菲诺夫在《那年那日》（Намедни）[6]中所做的那样。但怀旧逐渐变成一个重要的商业项目。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建起了价值数百万的公寓——全新的建筑，但风格却仿造斯大林哥特式，甚至连他们的广告也做成了斯大林风，确切地说，古拉格风（他们拿这个开玩笑！）。出现了一系列连锁餐厅，标榜自己有着苏联质量——“传奇饺子馆”！我们可还记得，餐厅里的“苏联质量”曾对健康构成相当大的危险，但不知为何，如今它成了一件很有吸引力的事。如此等等，直到这一切发展成一种准意识形态叙事——一种潜意识观念，觉得苏联的一切都更优秀、更牢靠、更优质、更宏伟，等等。最可笑的是，复制出这种观念的人是那些在苏联生活过的人，而且那是在他们完全有意识的年龄段，而至于排队、商品短缺、集体贫苦和愤恨、第五项[7]、封闭的国界、党委和克格勃……都被他们从记忆中排除了。[1] Добренко Е. А. Поздний сталинизм. Эстетика политики. В 2 т. М.,
2020.[2] Митрохин Н.А. Русская партия: Движение рус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в
СССР (1953—1985). М. 2003.[3] 一个自我定义为“人民民族爱国基督正教运动”，实为极右翼反犹民族主义阴谋论组织，活跃于80—90年代的苏俄。[4] 指掌控议会多数的康米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逼宫叶利钦，导致俄联邦宪政危机。危机最后以叶利钦暴力镇压，大大削弱议会告终。[5] 利蒙诺夫、杜金与苏联朋克之父叶戈尔·列托夫共同组建的政党，在经济上倾向康米主义，在政治和文化上支持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6] 独立电视台的一档电视节目（1990—2003），由列昂尼德·帕尔菲诺夫制作，早期为新闻时评节目，后期转型为历史节目。[7] 指苏联身份证上的第五项——民族。第五项不是俄罗斯族，尤其如果是犹太族，会导致各种歧视。格：马克，您断言后苏联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犬儒主义。为什么？利：我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苏联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犬儒主义。利：后苏联时期的特征是被转化成示威性、过了头、表演性维度苏联犬儒主义。利：完全正确。苏联社会一直存在着犬儒主义，但它一直是隐蔽的。有当权者的犬儒主义，说一套做一套，还有民众为生存而诉诸的犬儒主义，因为他们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与这些当权者共存。这两种彼此对立的犬儒主义相互碰撞。犬儒主义反文化力量在苏联社会、苏联文学、电影中的代言人是耍诡计者（trickster）形象，如奥斯塔普·本德尔，以及他各式各样的前辈、追随者和模仿者。在后苏维埃社会中，犬儒主义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被自豪而直白地道出的规范，耍诡计者成了大众和当局都要模仿的榜样。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某种共识，一种非常奇怪和可怕的共识，我们现在明白了，这就是当局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大众也不相信当局说的话，而所有人都在彼此欺骗。这是一种最奇怪的情况，被过去十年的各种文学和电视作品记录了下来。我认为，恰恰是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犬儒共识暴露出其极度野蛮的本质。因为犬儒主义当然会否认所有的道德价值，耍诡计者更是如此。国家说：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政治，我们为所欲为，因为我们可以；而社会则说：是啊，对头，就应该这样。格：您说的这些让我想起了选举的情况。许多我认识的人从不去投票，因为他们蔑视民主政治的一切机制：“反正每个人都是贼，那么投票给谁又有什么意义。”而且说这话的是那些憎恨那个人的人，但他们坚信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所有的机制从没在任何地方起效过。而正是这种犬儒主义导致了我们的社会不再有价值——这当然是最糟的事情。您刚才提到的“犬儒共识”也很值得讨论。我的理解是：我们的后现代主义精英和当局往往说的是同一套话。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他们分明是从不同视角起步的。康斯坦丁·恩斯特，现在的那个电视戈培尔，[1]在90年代曾是个先锋派，还出版了《斗牛士》（Матадор）杂志，我也在上面发过文章。而在90年代，这是本非常现代的机关刊物。这样的转变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利：这的确是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把它稍微拓宽一些。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俄西斯主义的来源，它还有一个源头，可以追溯到苏联地下文化。70—80年代的地下文化有过各种小组和运动——观念主义者、列宁格勒现代主义者。有过一个尤仁胡同小组（кружок Южинского переулка），组员满腔热情地阅读和研究各种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的作品，而这些作者往往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有直接关系，比如热内·盖农、尤里乌斯·埃佛拉。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是叶夫根尼·戈洛温。亚历山大·杜金和尤里·马姆列耶夫都是从这个小组出来的；这个小组的影响在利莫诺夫身上也可以找到；年轻的维克托·佩列文也一直去那里。这条线也汇入了反文化的活跃。在70—80年代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对法西斯主义和神秘学（神秘学在俄西斯主义中也起到巨大作用）的公开向往具有刻意越轨性质，即挑衅公众舆论。后现代主义是在与许多美学流派的对话中发展起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锋派的刻意越轨价值。当自由主义观点似乎被普遍接受时（尽管其实只是在相当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里被普遍接受），这种朝着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朝着帝国主义理念方向的刻意越轨被视为一种美学姿态（伊利亚·库库林不久前在脸书上写到了这一点）。以帕维尔·克鲁萨诺夫为首的所谓列宁格勒后现代主义者也走上了这条路，此人刚签了支持战争的信。但后现代主义不能只用刻意越轨来概括。所以我不能说整个后现代主义都应对这一整套话术负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您我都非常喜爱的维克托·佩列文，他在2010年代写的那些小说以最自然而然的方式为俄西斯主义培养了思想土壤。首先是“集体西方”作为最高程度的、体系化犬儒主义的中心，俄罗斯的犬儒主义与之相比只是个可怜的缩影，佩列文笔下的“集体西方”是邪恶的，往往又很精确，但毕竟仍是种妖魔化。而与此同时，佩列文与犬儒主义的斗争和苏尔科夫或基谢廖夫也没什么不同，[2]因为他和他们一样，憎恶那种被蔑称为“政治正确”的东西。鉴于佩列文主要的读者群体来自“创意阶层”（креаклы），其立场的重要性不应被低估。但另一方面也有索罗金，至少从《特辖军的一天》（День
опричника）开始，他就一贯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和帝国愚昧黑暗。顺带一提，他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第三或第四天就在《卫报》上刊登了一篇反战文章，这一点非常有代表性。我不想把问题都推给后现代主义，说什么后现代主义腐化了所有人。被错误理解、被歪曲、被肢解的后现代主义可能被当成了对俄西斯主义的正名，是编进俄西斯主义绞索里的一条纤维——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后现代主义中也有相当强的批判性成分，而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如今仍有其现实迫切性。[2] 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曾长期担任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被认为是这段时期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的主要塑造者。德米特里·基谢廖夫系俄电视宣传节目的战狼主持人。格：您说犬儒主义的下一个进化阶段是弥赛亚犬儒主义。按照我的理解，这就是开始信仰招摇撞骗是自己天职的乞乞科夫。[1]是这样的吗？利：不完全是。提出“弥赛亚犬儒主义”这个术语的是我的同行和朋友伊利亚·库库林，他早在2018年就在《俄罗斯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弥赛亚犬儒主义的文章。[2]在我看来，他揭示的是，我所说的先锋派的刻意越轨行径被当权者及其意识形态家深刻内化。让我引用一下他的原话：“诋毁道德动机和理想主义动机被说成是捍卫俄罗斯的独特历史使命，而俄罗斯的天职就是要恢复被西方遗忘的普世道德价值。这种组合可被定义为弥赛亚犬儒主义。”也就是说，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中已广泛传播的犬儒主义与俄罗斯比全世界都优越的古老疯狂理念相结合时，我们立刻就有了弥赛亚犬儒主义，有了玛丽亚·扎哈罗娃[3]与谢尔盖·拉夫罗夫，有了这一切疯狂的言论，而这些疯人疯语最终也导致了俄西斯主义和战争。格：马克，您知道吗，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当我来到美国时，这里的老移民里也有类似想法。比如他们说，斯大林的铁幕拯救了俄罗斯，使其免受西方的腐朽影响。这种无稽之谈如今又成了热门话题。您在《来自帝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4]中说，耍诡计者掌了权就是独夫。您能展开一下吗？利：我想换种说法：当代独夫是掌权的耍诡计者。因为独夫形形色色，但当代独夫几乎都是靠耍诡计上台的。耍诡计者习惯于操纵各种价值、扮演的角色和行为模式，而正是借助自己这方面的才能，他最终独揽了大权。然而，这正是没有出路的原因。毕竟，耍诡计者为何要存在于文化中？他们总是体现混沌的力量，因此在所有的神话中，他们都是文化英雄和诸神的对立面。文化英雄创造世界秩序。而如果耍诡计者创造了什么，那他也是在无意中偶然为之。如果我们看一下丰富多彩的苏联耍诡计者画廊，我们会发现，没一个耍诡计者创造出了什么东西。奥斯塔普·本德尔创造了什么？“角与蹄”事务所，仅此而已。但与此同时他还在搜集科列科的黑材料，[5]在批判当局和现有秩序方面他非常在行。我当然知道，神话中的耍诡计者和作为社会角色的耍诡计者不是一回事，但我们上面描述的情况在施瓦尔茨的《恶龙》（Дракон）中得到了预言。[6]市长是什么人？他也是个耍诡计者，他玩弄起不同的处境和身份来得心应手，他很会开玩笑：“一个女孩最好的装饰就是谦逊和透明的衣服。”非凡的性格。但随着他掌握权力，他自己也变成了恶龙。身为市长时，他虽不讨喜，但仍然很有魅力，而身为统治者时，他就是个杀人犯。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只要耍诡计者是在动摇权力，甚至只要他与权力不完全一致，在自己和权力之间保留一条间隙，那么他做出的示威性犬儒主义甚至可以很吸引人。但当他成为权力本身时，世界就开始呈现出混乱的特征，因为人没法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是耍诡计者的地方，不能生活在耍诡计者的统治之下。我再说一遍：当耍诡计者获得权力，他能带来的就只有破坏。[2] Kukulin, Ilya. "Cultural shifts in Russia since 2010:
messianic cynicism and paradigms of artistic resistance." Russian
Literature 96 (2018): 221-254.[4] Липовецкий, Марк. "Трикстер и Рашизм." Ab Imperio, vol. 2022 no. 1, 2022, p.
31-50.[5] 《十二把椅子》的续集《金牛犊》中，本德尔为了挖科列科的黑材料并进行敲诈，成立了一家“角与蹄”事务所。[6] 苏联著名儿童作家叶夫根尼·施瓦尔茨在二战期间写就的儿童剧，剧本完成后一直遭禁演，直到1962年作家故世后才解禁。格：马克，有没有脱离您描述的这种“反伦理”世界的出路？利：当然有，尽管会很艰难。我们知道，米歇尔·福柯是引领后现代智识革命的哲学家，他在自己最后的系列讲座中谈到了犬儒哲人。[1]这一点非常有趣，因为他是在彼得·斯洛特戴克写就《犬儒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1983）一书的同时开始谈论犬儒哲人的，后者在书中将适应环境的犬儒分子和嘲笑这种环境的犬儒哲人——第欧根尼及其追随者——对立起来。把犬儒哲人视作耍诡计者，把犬儒分子视作掌权者，这是种很诱人的做法，但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福柯说犬儒哲人是激进拒绝的英雄。对利益、社会地位、社会提供的所有价值的激进拒绝。为了什么而拒绝？为了体现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事物，即让它在物质、肉体层面得以实现。为了让真理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论断，一个漂亮的声明，而是由生命进程本身所揭示。换言之，他在很大程度上谈的是为了真理所做的日常自我牺牲，尽管犬儒哲人的这种真理总是带着喜剧姿态、哑剧、搏眼球的行为艺术特征。正是在俄罗斯年轻艺术家和活动家如今所做的事情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尽管面临各种风险，各种实打实的危险，他们仍在抗议，组织行为艺术，出门进行单人示威。他们完全实现了普里戈夫[2]所说的“游击逻各斯”，我对此由衷敬佩。我在他们的“游击逻各斯”中看到的正是那种能和犬儒主义抗衡的伦理律令。面对愚笨而严酷的权力机器，他们的行动似乎过于柔弱，但只有这样才能摧毁这些机器。简而言之，如今俄罗斯的任何抗议运动首先应该是伦理运动，否则它就会被犬儒主义的力量所侵蚀，而将俄罗斯的当权者与俄罗斯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正是这种力量。[1] 中译见福柯，《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II》，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 德米特里·普里戈夫，苏俄杰出诗人、平面艺术家，莫斯科概念主义的代表人物。原文：https://www.svoboda.org/a/voyna-i-rashizm-mark-lipovetskiy-ob-ideologii-putinskogo-rezhima/318901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