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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4—6）
接上期：“救火队长”周恩来：如何在文革中苦撑危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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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只好“丢车保帅”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这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左右横行的风云人物。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四秀才，左起：戚本禹、 王力、关锋、穆欣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不久前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接见一直持续到11时。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周恩来曾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然而，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3天之后，8月22日晚，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周恩来接到冲砸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05
千方百计维持经济正常运转“文革”初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一线”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将“文革”局限在生产领域之外，以免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1966年7月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及其《补充通知》，强调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及县以下基层生产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不能一哄而起，影响生产。为避免红卫兵运动的洪流泛滥成灾，周恩来指示改组后的中共北京新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红卫兵联络总站设立后，9月1日召开了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一次座谈会，周恩来亲临会场，坦率地对红卫兵代表们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红卫兵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产和业务，一再强调，运动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我们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06
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随着“文革”狂潮肆虐，11月10日，以王洪文为首的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安亭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制造了京沪线中断31小时的“安亭事件”。而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竟背着中央，置周恩来有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的电告不顾，与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串通一气，公然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并把这个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张春桥与工人座谈时煽动说：“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更使周恩来为难的是，张春桥的处理意见后来却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安亭事件”虽然平息了，但铁路交通却更混乱了。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他打电话给正在挨斗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丕显同志，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正常，不要让他们把铁路运输搞乱了。”几天后，周恩来找到调国务院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力求把1967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在这时，陈伯达却把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交给余秋里、谷牧。这个《十二条规定》提出：“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等。这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还胁迫余秋里、谷牧在一个星期内提出意见，给予答复。显然，陈伯达此举是代表中央文革向周恩来一贯强调的意见示威。11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谷牧就陈伯达起草的《十二条规定》汇报，并建议近日召开全国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周恩来同意把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拿到工交座谈会征求意见。17日，在工业交通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七大城市和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同志强烈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使工交战线出现混乱，许多大型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面临停产、停运的危机。刘澜波、吕东、吕正操等部长们，在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炮制的《十二条规定》，反对“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联”、“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他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家在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和座谈会上的意见，谷牧组织人员对陈伯达的《十二条规定》作了修改，改定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规定》），针锋相对地指出：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工厂不能停产闹革命；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8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等等。陈伯达看到《十五条规定》后，恼羞成怒，立即将谷牧、余秋里找到他的住处，要他们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你们有什么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听了余秋里、谷牧的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11月22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同到毛泽东处，把这次工交座谈会及《十五条规定》的情况做了汇报，毛泽东基本同意了《十五条规定》。但林彪、江青一伙却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肆意要把工矿企业搞乱，以便他们在乱中夺权。从不过问工农业生产的林彪，从12月4日至6日，却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议开始时，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的《汇报提纲》，汇报了工交座谈会和《十五条规定》。谷牧汇报还没讲完，中央文革一伙就迫不及待，纷纷起来指责。他们攻击说：“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他们胡说：《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张春桥气势汹汹地指着谷牧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绪。”陈伯达歪曲事实，颐指气使地指责“发这个提纲是搞突然袭击”。他说：“《汇报提纲》没有同我们商量，特别是事先没报告主席和林彪同志。”一直沉默未言的周恩来清楚，他们一伙的攻击矛头，名为责难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对准自己的。对陈伯达的无理指责，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搞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我们的目的也是想在林彪同志面前把各大区、各省同志的思想反映一下。”最后，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一面主动承担责任，一面为主持和参加会议的同志开脱。他说：“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会议最后由林彪做总结发言。他字字句句地定性说：“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需要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还针对周恩来多次讲过的“大势所趋，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批驳说：“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种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在林彪的支持下，会议被迫通过了经修改过的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六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革大革命”的指示》。为此，“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全面进入广大工矿和农村。周恩来忧心如焚，他最为焦虑的是：这场“革命”越闹越大，将会严重地破坏我国的生产力，从而产生比“大跃进”更为严重的后果。为此，他充分利用由余秋里、谷牧、林乎加负责的“小计委”主持经济工作，要他们住到中南海国务院院子里，保持着国务院和各经济部门及各省市的联系，以维护生产的正常运转。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农民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了，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至1966年11月下旬，毛泽东已经先后8次接见了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和红卫兵，仅受到最高领袖接见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人数就达1100多万。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不“解”之缘
一“点”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