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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官场的“两面人”:心里羡慕英美,嘴上大骂“汉奸”

独坐观人间 少数派文选
2024-08-15


▲签订《南京条约》


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并没有把清王朝彻底打醒。朝野上下对于是否学习西方、如何学习西方这样的大问题,既没有统一的共识,也没有坚定的决心。


可能有人觉得这话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不是搞了洋务运动吗?


实际上,洋务运动至始至终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非议,几乎是靠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强力推行才取得一点成果。


更关键的是,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的机械和技术,而不主张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成果相当有限,一场甲午战争就被打回了原形。


▲江南制造总局


而在“洋务派”之外,当时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态度,至少还可以分成三派。



▌保守派——排斥西方、攻击洋务的“卫道士”


一是“保守派”。此派人士不仅排斥西方制度,连机械技术都不屑一顾。他们始终把西方列强视为“夷狄”,把孔孟之道视为“万世不易”的真理。


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欺凌,不在于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恰恰是国人没有发扬儒家推崇的“忠义”等传统美德;而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低头向“夷狄”学习,更是让他们感觉颜面扫地;至于改革现行制度,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是“以夷变夏”,大逆不道。


▲慈禧太后


虽然这一派的观点荒诞不经,但直到甲午战争前都一直很有市场。慈禧虽然支持洋务运动,却并不愿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因此她一面反感保守派官僚的迂腐,一面却又默许、甚至赞赏他们的“忠君爱国”之情。


在晚清官场,排斥西方、攻击办理洋务和外交的人士,成了一种 “政治正确”。最典型的是大学士倭仁,他大肆鼓吹“以仁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来抵抗外侮,但慈禧和奕却始终对他优礼有加。



▌开明派——势单力薄、无力回天的“独醒者”


二是“开明派”,也可称为“全面学习派”。这一派对西方的认识是最全面也最深刻的。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英美各国之所以强大,不仅在于“船坚炮利”,最重要的是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作保障。


▲徐继畲著作《瀛寰志略》


比如福建巡抚徐继畲,虽然没有到过西方,但他凭借读到的翻译资料,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作了深入研究。


他认为,美国实行的选举制,真正实现了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选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夏商周)之遗志”,并赞叹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美国这样的国家,幅员和大清一样辽阔,却没有设立国王,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简直就是人类的奇迹。


▲郭嵩焘(1818-1891)


同样,晚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也认为欧洲实行的是中国人一直梦想的“三代之治”:“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意思是现在的欧洲,如同中国最美好的“三代”时期,而从欧洲的视角看中国,当今的中国反倒成了没文化的“夷狄”了。


这样的观点并非徐、郭所独有,而是晚清众多有识之士,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要想真正富强,就不能只学西方的技术,还要学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



然而,和人多势众的保守派相比,开明派还是显得势单力薄了,他们“离经叛道”的主张遭到了猛烈的围攻。而慈禧又明显偏袒保守派,往往对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官员进行打压。



▌两面派——口是心非、利益至上的“装睡人”


这样的官场形势,必然会催生第三个派别——“两面派”,也可称为“心是口非派”,即在心里是开明派,嘴上却是保守派。


这一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刘锡鸿。


▲刘锡鸿


其实,在成为两面派之前,刘锡鸿是如假包换的保守派,甚至可以视作倭仁的接班人。他曾极力反对洋务运动,反对中国开工厂修铁路造机器,鄙薄西方科学“皆杂技之小者”,表现得十分顽固。


正是由于刘锡鸿等人的反对,中国修筑铁路的计划被延迟了数年。此外,他还标榜中国“政令统于一尊”,政权稳定,国家秩序井然,而西方政治是一团混乱。


可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排外的人,居然被清政府任命为外交官,作为郭嵩焘的副手,一起出使英国。这种奇葩的任命,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矛盾与无知。


▲晚清外交主管机构:总理衙门


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条约,中国和英法要互派公使。英法的公使1862年就过来了,而清朝拖了十多年,直到1875年才不情不愿地派郭嵩焘出使英国。


本来,互派公使是外交惯例,虽然是人家拿枪逼出来的,但毕竟让大清国和西方列强有了正常沟通的渠道,符合国家利益。


但大清国的统治者可不这样想,那些保守派官僚更是把“天朝”和“夷狄”通使视为奇耻大辱。他们认为,即便通使,也绝不能入乡随俗,绝不能一味遵循国际惯例,而要时刻注重“夷夏之防”,以免丢了“天朝上国” 的体面。


有这样的思想作指导,大清国的外交注定会沦为国际笑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产生了郭嵩焘和刘锡鸿这一对奇特的外交搭档。朝廷任命刘锡鸿为驻英副使,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监视郭嵩焘,以防他做出“有损国体”的举动。



没想到,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让刘锡鸿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到英国不久,刘锡鸿受邀去英国议会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就是说,议员们对国家大事各抒己见,辩论经常从早到晚,直到各方都说清楚讲明白,讨论出最合理的方案为止。


他还见识了英国的财税制度: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布,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所以不敢欺骗公众;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所以纳税积极性很高,而大清国根据什么征税,征税去干了什么,老百姓往往并不知情, 所以千方百计逃税。


▲英国议会场景


因此他不禁感叹:“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说这种体制能集合群众智慧,也能顺应民心,让老百姓心情舒畅地为国效力。言下之意,大清国做不到。


不仅议会制度,英国社会让刘锡鸿震撼的地方比比皆是。


比如学校教育。中国传统社会虽崇尚读书,实际上教育一直很不发达,能上学读书的人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教育体系也不完整,没有规范的学制和学校,多数人是通过私塾来完成学业。


然而到了英国,刘锡鸿发现西方的学校存在着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义务教育高度普及,穷人也能上学,国家甚至供给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饭食,而且学生素质很高,很有教养,“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邀游,不得逾越尺寸。”图书馆“各国之书毕备,任其检读”。


这些又让他感叹不已:没想到中国人认为只有在“三代”能见到的情景,他却在英国亲眼得见。


▲剑桥大学


然而,英国社会给刘锡鸿思想冲击最大的地方,不是议会,也不是学校、街道,而是——监狱。


中国传统社会的监狱,总是一副极其悲惨的情景。根据清人描述,当时的监狱“诚为黑暗世界,基址狭小,内有狱舍五六笼,四周环之铁栅。有内地数人……外加铁锁,不能直立,亦不能平卧……囚徒反以就死为乐。”

而一位西方外交官对广州监狱的描述则更为骇人:


“监狱中的许多囚犯由于疾病和饥饿,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他们的四肢瘦得连我的手腕粗都没有。我听到一间牢房发出的呻吟声,走上前去,那景象惨不忍睹!囚犯全身皮开肉绽,明显是遭毒打所致;另一名囚犯已经死亡,身边一群老鼠…….”


▲晚清囚犯


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监狱,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然而,刘锡鸿在英国看到的监狱,却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本来,英国人邀他去参观监狱时被他拒绝了,因为他觉得英国人一定事先做了“安排”,让他看不到真实情况。于是有一天,他搞了个突然袭击,没有预约,突然提出要去监狱参观,而英国人也爽快答应。


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其狱则崇楼广厦,遍绕迥栏,壁净阶明,尘垢俱绝。……一犯居之,皆由牖(窗)以通天阳……非夏令,则机器送暖,分布于其屋,为御寒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剂以汤茗……饮食寝处,咸适其意……在狱无老少,莫不体胖色华。”


▲19世纪英国监狱外景


他没想到,英国监狱竟如此卫生明净,每一间都能见到阳光,还有暖气。对待犯人如此人道,有肉吃,可洗澡,而且在监狱中还能学到雕刻、绘画等技巧,出狱后有人居然变成了“素娴礼教者”。这与清朝的监狱比起来,无异于天上地下!


就这样,在英国游历了一段时间后,刘锡鸿的三观几乎彻底被颠覆了。他叹息道,英国的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没有闲散官吏,没有无业游民,政府与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没有残暴的政治,也没有形式和官僚主义。相比之下,大清国真是弊病丛生,腐朽不堪了。


应该说,刘锡鸿对西方社会的了解,要比当时的许多开明派人士还要全面深刻。


然而,以上的这种种见闻和感想,他只是偷偷写进了日记里,生前从没有公开发表。相反,在公开场合,他依然是个“立场坚定”的保守派,甚至比一般的保守派还要激进。


这集中体现在他对郭嵩焘的攻击上。本来他与郭嵩焘就有些矛盾,驻英期间更是抓了郭的一大把小辫子。


▲19世纪末英国街景



▌郭嵩焘——他的挫折,是整个民族的挫折


作为大清国的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做错了什么呢?其实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外交礼仪,他非但没做错什么,反倒干得非常出色,赢得了英法等国的一致尊敬。


而刘锡鸿攻击他的那几条所谓“罪状”,今天看来也十分可笑:


一是某次参观活动,天气突然变冷,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天朝使臣怎能披“夷狄”的衣服,“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是当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外交礼节,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


三是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单,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大不应该,是“汉奸”行为。


▲郭嵩焘出使英国


感觉这几条杀伤力还不够,刘锡鸿竟无中生有,又连上奏折,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大清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尽管李鸿章竭力为郭嵩焘辩护,无奈朝中保守势力太强大,朝廷迫于压力,于1878年8月下令将郭、刘二人同时召回。本来还想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刘锡鸿为什么要攻击郭嵩焘?为什么明明见识了西方社会的高度文明,却偏要揣个明白装糊涂,选择做一个“两面人”呢?



说到底,是出于政治算计。


由于郭嵩焘长期办理洋务,保守派早就对他屡有诟病,而他在英国期间的表现,以及发表的一些赞赏西方的言论,更是让朝廷不满。而此时,刘锡鸿如果站出来对郭嵩焘发难,无疑更能证明自己对大清的忠诚,没有被洋人“拉下水”。而如果像郭嵩焘一样称扬西方,一定会落得“媚外”甚至“卖国”的罪名,让自己里外不是人。


就这样,回到国内的刘锡鸿,重新披上了保守派的外衣,除了攻击郭嵩焘外,几乎对自己在英国的见闻只字不提。在国家命运和个人声名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在刘锡鸿等人的攻击下,郭嵩焘几乎身败名裂,不得不黯然离开官场,十多年后郁郁而终。曾经官至巡抚的他,连个谥号都没得到。


刘锡鸿呢,回国后的仕途还在继续,担任了光禄寺少卿,后来因为抨击李鸿章而被慈禧革职,并和郭嵩焘一样在1891年去世。这个结局不算体面,但朝野对他的评价却远在郭嵩焘之上。



从郭嵩焘的遭遇和刘锡鸿的表演来看,直到19世纪末,晚清政府都没完全放下“天朝上国”的空架子,也没有清晰的外交战略,甚至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对学习西方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要么不屑一顾,要么舍本逐末,要么欲迎还拒。中国的近代化改革也因此一再搁浅。


本来,甲午战争惨败后,朝廷好不容易开始了对体制的反思,但由于光绪和康有为搞砸了戊戌变法,慈禧对西式改革彻底失去了好感,也让人们对清王朝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清末虽然进行了立宪的尝试,却在举国一片的催促和质疑中很快失败。


随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



看了晚清“清醒看世界第一人”郭嵩焘的遭遇,也就看懂了清朝何以会走向灭亡。那个时代,保守派太多、太蠢,两面派太狠、太坏,开明派根本无立锥之地。晚清的根本问题,就是像郭嵩焘这样清醒、勇敢的人太少了。


提起晚清,人们总是赞叹、欣赏左宗棠这样的英雄,然而,这种英雄哪朝哪代都有;而类似郭嵩焘这种能够提供新的“世界观”,新的文化视界的人,却不多见,这样的人往往被大多数人忽略甚至敌视,因为他提供的是一种与既成观念和秩序有所冲突的事实与道理,这会给人们的内心带来焦虑和不安。


但正是郭嵩焘这样的人,让中国的历史一点一点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存在提醒现在的人们,要有勇气去正视传统文明在近代的困境,去理解历史与我们自身的关联。可以说,读懂了郭嵩焘,也就读懂了晚清,读懂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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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转载自网络,作者:独坐观人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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