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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儒家排斥市场吗?——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历史根源
我们的分析发现,孔庙数量越多、家谱数量越多的地区,也就是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1927年时的现代银行数量就显著地更少、2010年时的金融交易参与度更低。另外,在考虑其他因素后,孔庙数量多、儒家文化影响强的地区,在2010年时,人均存款和贷款额显著更低,说明这些地方的人利用现代金融的程度会更低。
四种不同的人际合作模式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自古到今,人类发明了哪些办法去应对风险挑战、进行跨期合作、实现资源配置?不同社会有哪些不同的选择?到目前为止,人类大致上找到了四类解决风险挑战的办法:一种是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近代发展起来的金融市场,像保险产品、股票债券、银行储蓄、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等,这些是现代人使用的工具,更是西方人熟悉的非人格化手段,但没有哪个古代社会有这么齐全的金融工具。第二种办法是基于血缘网络的保障体系,比如儒家的宗族,这是以人格化方式防范生老病死风险,以达到安身立命,比如“养子防老”就是以子女作为跨期投资、跨期规避风险的具体工具;换言之,子女就是人格化的保险、投资与养老载体,而族人之间的互助与保障是这个体系更为广泛的功用所在。第三大类办法则是基于宗教或者其他共同信仰的互助体系,这个相互保障体系不是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信仰来增加教友间的跨期信任,尤其是通过做礼拜、教会聚会聚餐等活动,降低信众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和“搭便车”道德风险问题,使成员间互保互助。第四大类办法就是现代政府福利,比如福利国家、政府社保,这个体系既不基于血缘,也不基于共同信仰,而是政府通过征税权、行政权,以强制力方式实现社会不同成员间的风险互助。
中国选择宗族,西方选择社会
至少从周公开始,中国就着手建立礼制、选择靠血缘宗族解决人际互助和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到孔孟时期,尤其到汉朝等,更是不断巩固礼制,强化家秩序。而在同一时期的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却在血缘之外寻找答案,把注意力集中在超越血亲网络的社会治理与政权制衡问题上。
儒家与金融市场的竞争
我们都熟悉一个说法,儒家抑商。当然,也有学者说儒家跟商业不矛盾。当然,儒家宗族内肯定是信任度高,因此有利于族内融资、实现风险互助,但宗族之外、族与族之间的信任体系基本没有。其实,至少在儒家的基本价值观上,对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是排斥的,至少是瞧不起的。《论语》里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应当以“义”而不是基于“利”来规范人际关系并建立社会秩序,这显然排斥商业市场,看低基于明码标价货币化交易的资源配置方式。儒家主张以义而不是以利规范人际互助,这一点与基督教非常一致,后者也是排斥通过货币化、商业化实现人际互助。当然,儒家的“义”是基于名分等级秩序,基于以血缘为本的礼制伦理,而基督教是基于只信耶稣基督这个神并且遵循其教义。虽然在理念上儒家抑商,在现实中并非每个人都100%遵守儒家准则,所以,中国现实历史中有商业交易和市场发展根本不足为奇,就如基督教在16世纪新教改革之前禁止有息放贷,但照样有不少基督徒违犯教规,从事“地下”有息放贷一样。不过,只要观念上排斥商业化发展,商业市场就难以做大,因为一旦做大了,就会引发伦理道德上的指责而遭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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