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夏是北京某法院的法官助理。开庭时，法官、书记员、原被告和律师都有专属席位，但她没有。

本来，王夏可以搬把椅子坐到法官和书记员中间，但那里没有电脑，没有写着“法官助理”的小牌，连桌子也没有。“而且开庭时法官提问、书记员记录，助理完全不知道该干啥。坐在上面傻傻的，太尴尬了。”

除了开庭时的席位，法官助理们的地位和前途更加让人尴尬。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早在1999年的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就提出“可以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进行试点”，5年后又出台了《关于在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开展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意见》。但时至今日，全国仍然没有关于法官助理权责、待遇、晋升路径的统一规范，以致各地法院各自为政，甚至一个法院的各审判庭间也是各行其是。

“尤其现在控制法官员额，不仅助理升成法官更难了，一部分法官还得重新回去做助理，这让很多人心里没底。”一位年轻的北京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不知道这轮司改过后自己能否保住法官身份，更不知道万一回到助理的起点将要何去何从。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不确定。”

1、压力暴涨“能走的都走了”

两个月前，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万选才公开表示，该院法官助理严重短缺，导致司法改革进程受阻，希望尽快完善顶层设计解决这一问题。与此同时，同属佛山的禅城区人民法院也因为人员流失过快，陷入法官助理名存实亡的被动境地。

“没办法，这份工作性价比太低，晋升空间又非常有限，所以能走的都走了。”禅城法院民事审判庭的法官助理陈婧说。

与北京不同，佛山六七年前便将书记员和法官的部分工作拆分重组，形成了全新职位法官助理。2009年，禅城法院从书记员内公开选拔，以确保新职位能者居之。法学本科毕业、拥有5年书记员经验且通过了司法考试的陈婧，在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一批二十余名法官助理之一。

最初的一年多里，陈婧从起诉书送达、制作庭审笔录、案卷归档之类的纯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庭前阅卷、证据交换、保全、调解、调查等一系列审判辅助性工作中，偶尔还能草拟一两份简单的裁定或判决。当时，禅城法院的法官、助理、书记员配比是1：1：1，所以“工作不太累，事情又比较专业”，让她觉得度过了一段岗位“蜜月期”。

与佛山相似，深圳的法官助理也是与书记员全然不同的独立职位，只是工作内容中多了一项起诉书送达。

在深圳盐田法院法官助理杨曼丽看来，送达在所有工作中最辛苦，几乎耗费了50%的精力。“有的案子有十几个被告，有的被告有户籍地、住所地、居住地等六七个地址，很可能每一个地址你都要跑上一遍。”更可怕的是，跑遍所有地址后依然不见人影。“这时你就得找邻居、房东、物业、居委会、派出所等一切你能找到的人，让他们帮你签字证明，这个地址里被告确实不存在。”

盐田法院的另一名法官助理何家纬笑着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愿配合我们的工作。有时，这就像证明上帝不存在一样困难。”

在一些民事案件中，法官助理还要帮忙维持庭审或调解秩序，甚至帮着法官拉偏架。在调解一宗离婚案时，夫妻双方为了争夺抚养权都拉着孩子死命往怀里拽。调解室里孩子哭大人叫，瞬间乱成一团。“当时身边没有法警，何家纬就得往上冲啊，不然孩子会被伤到。”法官孙小玲说，那次的混乱中，不知哪一方的当事人还踹了何家纬两脚。

与盐田相比，禅城的民事案件可谓数量巨大，法官助理们的压力也因此暴涨。特别是2011年以后，禅城法院的法官助理、书记员每年都会走上几个甚至十几个，想要达到1：1：1配比根本不可能。从那时起，陈婧不得不填补书记员的空缺，把制作庭审笔录、案卷归档等工作也一起顶了下来。

“去年年底，一个书记员——还是个男孩儿——年终结案后痛哭一场，然后辞职去做律师了。不为别的，就是案子太多，太忙太累了。”禅城法院法官田媛说，像陈婧这样的助理，肩上的担子比书记员沉得多。

2、没有编制可能当一辈子助理

与繁重琐碎的工作相对应的，是难如人意的薪金和福利。

在深圳、佛山等地，绝大部分法官助理属于非在编的合同制聘用人员，杨曼丽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4月初到盐田时，三千多元的工资是她的全部收入，“大概还没院里的司机、食堂的大妈拿得多”。三年里，杨曼丽的工资虽然涨过一次，但税前三四百的涨幅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而在禅城，陈婧已是工作了11年的老资格，每月工资依然不到4000，只比普通书记员多出160块钱的岗位津贴。一年到头奖金、过节费等加在一起，仍不足10万。

“关键问题是，只要你没有编制、没有公务员身份，就不可能变成法官。即使你在这里干一辈子，也只是个助理而已。”杨曼丽说。

陈婧至今记得2011年休完产假回来上班时的情形，身边的助理在几个月里走了一片。“那几天听到的，都是又有同事离职的消息。”

也正是从那时起，禅城法院里来自佛山大学等本地高校的新人越来越多，而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远道而来的同事越来越少。陈婧说，那些好学校里能力强的学生多，来到禅城干一阵子就走的也多，“反而是本地毕业生，很多人家在这里，后期流失的相对少”。

对于聘用制法官助理来说，获得长久而稳定的公务员身份是最主要的出路，大部分人都把每年的国考、地方公务员考试当作工作之外的生活重心。

1981年出生的陈婧，大学毕业后就不断参加公务员考试，即将考到35岁的年龄上限，却依然没有放弃。这两年，法官田媛一直鼓励陈婧复习，甚至在考试前招聘实习生为其分担工作。

其实，田媛和陈婧是同时进入禅城法院成为书记员的，但前者在2006年获得了公务员资格，如今已是民一庭的审判长。而后者却依然在助理的位置上没动，拿着最少的钱，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能力方面，陈婧甚至比庭里的一些助理审判员还要强。但她就输在一个编制上，很亏。”田媛说。

田的杨曼丽也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公务员考试上。她先后参加过深圳法院、检察院的考试，还去广州参加过国考。“但竞争太激烈了，有时一个岗位就有两百多人报名，希望非常渺茫。”如果让杨曼丽说出现实工作和预期的差距，那就是她本以为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复习，用不了两年就能考上公务员。“但现在，我已经离读书越来越远了，静不下心来复习。”

依据田媛观察，肯留在法院做助理的绝大部分是80后，也有个别70后，“因为心里相对踏实”。而与女生相比，男生更不甘于既看不到前途，也看不到“钱途”的现状，总是想方设法也要离开。

而在北京，随时可能重返助理岗位的年轻法官更是心慌不已，有人甚至因此辞职转行。对此，王夏很能理解，“如果他们以后不能审案了，判决书上也不再有自己的名字，确实挺没存在感。落差很大。”

3、善待助理：涨工资、加人手

为了留住人，盐田在2014年10月实施了聘用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大幅度提高法官助理待遇。

盐田法院研究室主任张明军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我们把法官助理、书记员、行政文秘、工勤服务等多个岗位区分开，为法官助理等单独制定了工资待遇标准和晋升通道。”其中，聘用制法官助理被分为五级，岗位人员每工作一至三年可晋升一级，每年按照80%的人数比例择优晋级。

工资方面，法官助理三千多的起薪瞬间提高到五千多，且每个级别都有增加，最高可以超过一万。杨曼丽过去每月到手三千五六，现在一下变成了6300多元。“反正有了这个待遇，吃饭、买衣服就想着不要太节省了。”杨曼丽说。

而今年7月，广州中院也出台了《审判辅助人员管理改革方案及六个配套办法》，广州市委、市政府同意为广州中院增加143名法官助理，工资福利待遇按8.84万元/人/年核定，并纳入市财政保障范围。消息一出，广州各基层法院纷纷仿效，迅速改革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办法。今年的校园招聘中，除广州中院招录45名法官助理外，白云区法院、天河区法院分别招录了133名、178名审判辅助人员。

张明军说，招聘并善待法官助理，实际是为法官分担办案压力。“只有助理数量充足、专业过硬，法官才能从事无巨细的事务性、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在审案、判案中投入更多精力。”

2012年，广州中院院长刘年夫做过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该院审结一起普通案件通常涉及六七十个环节。像诉前调解、接访答疑、草拟文书、综合材料等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超过了全部办案时长的40%，完全可由辅助人员完成。否则，法官平均一年办案120件至150件已是极限。

与广州法官相比，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不足200人，2014年受理案件54988件，年人均处理案件近300件。对此，广州中院民一庭庭长张坚雄表示，如果没有大量审判辅助人员的参与，美国的法官也无法完成庞大的工作量。

田媛认为，作为法官助理，最重要的素质是“责任心”。“因为在现有的制度里，法官是案件的第一责任主体，如果助理责任心不强、出了纰漏，最终还是法官担责。”

禅城法院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例子：一名法官助理填写判决模板时，写错了审判员的名字，被当事人到处投诉。最后，该案主审法官因为难以承受巨大压力，引咎辞职。“其实就是落款写错了而已，如果当事人不闹，出个补正裁定就可以。可是问题一旦被放大，风险就不可控了。”田媛说。

北京的一位法官也与田媛有着类似的担忧。尽管手下有一名法官助理，但绝大多数事情他仍要亲力亲为，“真的不敢把活放出去，怕出问题”。

拥有公务员资格的何家纬，入职不过一年多，已经开始草拟简单的判决、裁定。法官孙小玲说他进步很快，属于有责任心、爱思考又机灵的那种。对于未来，何家纬暂时没有长远规划，他认为自己的能力远不足以胜任法官。“而且司改没完，将来是什么样的情况还不知道。即便以后有机会做法官了，也会先考察现在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做好。”何家纬说。

（应受访者要求，王夏、陈婧为化名）

      本号法律支持：姜效禹，山东烟台人，从事法院工作十六年辞职，现山东智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微信号：sdyt86，立足烟台诚交各界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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