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共同体进击：长三角一体化视野中的杭州西站枢纽

2023年8月15日，杭州城市治理“双月论坛”暨杭州西站新城科创共同体专题研讨会在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举行。来自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新闻媒体等80余位各界代表围绕“在西站：数字文明与科技创新共同体”主题建言献策。华略智库CEO、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首席媒体官陈昌智应邀参加并发表观点。

各位领导和专家：

大家下午好。今天这场高规格的交流会，我是唯一一个来自杭州域外的代表，感到非常荣幸。这些年华略智库作为第三方决策咨询机构，服务了长三角地区很多城市，包括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宁波、无锡、南通、嘉兴、湖州等，不管是地方“十四五”规划纲要，还是区域发展战略、板块开发建设，不少项目都涉及交通枢纽和科技城建设，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可见，交通、科技和产业是密不可分的。

我想与大家分享几个观点。

刚才，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在汇报中提到杭州的“缺席”。比如《关于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协同开放创新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充分发挥浦江创新论坛、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世界制造业大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全球技术转移大会、中国江苏国际产学研合作论坛暨跨国技术转移大会、中国（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交易会等品牌活动的区域辐射带动效应，探索区域内三省一市共同参与、共享成果的新机制。”这当中，杭州并没有品牌、平台被列入。

包括《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等一些重大规划及方案文本中，杭州创新在区域一体化的显示度确实不是很高。从华略智库做过的长三角一体化项目来讲，苏南、浙北的城市比较多，杭州、宁波相对较少，当然这跟空间距离有一定关系，但可能不仅仅是因为离上海相对较远，也未必是杭州实力欠缺或重视不够，而是每个地方都有各自发展的逻辑、依托和路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点状为主的科技创新模式可能要更迭到链式创新、块面创新以及跨区域创新融合，才足以面对外部引发的科技“脱钩断链”风险，而且目前来看不仅仅是风险，而是已经在发生的事实。8月初，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严格限制美国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对华投资，又是高新技术领域，又是主动切割，这说明继高科技产品的禁运禁售之后，美国对华科技封锁又蔓延到金融层面，企图遏制中国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上游攀升。

所以，我们这些年经常提新型举国体制、创新共同体、创新联合体，以及各种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突破，来推动“卡脖子”技术攻关，来应对更复杂的科技竞争局面。新型举国体制要求更开放、更专业、更市场化的创新共同体，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大的格局。

刚才我注意到汇报中提到创新共同体的6种方式，我觉得可能第六种——创新制度融合共同体更重要，即不同行政主体（区域）如何突破地区行政壁垒，在财税机制、管理监督机制和科创政策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在互惠互利机制中共同开展科研攻关和产业化活动。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正在聚焦突破的重点。

实际上，提到城市创新，当我们谈论杭州的创新模式和实力时，不得不提上海、苏州，还有合肥。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在制度联动、创新联动和产业联动方面都做得比较出色，在一些重大关键领域出现了一批新的成果、模式和经验，比如上海的人工智能、苏州的生物医药、合肥的量子计算，其最大的特色是吸引一批国内外的初创型企业和团队落户并垂直成长为有影响力的创新地标，而这几个城市之间的创新要素流动是非常明显。

今年年初，我们带领一个商业考察团到合肥，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座谈时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希望能够与你们长期合作，来安徽的企业我们不在乎多大的体量，字节跳动、拼多多从创立到成为互联网头部企业不到十年时间，我们更看重企业团队及企业领头人的成长，非常希望你们都来安徽，在这里实现几何级数的增长，我们在努力营造有利于中小微企业快速生长的产业生态。实际上，包括现在安徽搞的科大硅谷，核心就是改制度、优生态、聚良苗。

确实，说到上海的创新蜕变，这些年呈现出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我们看到有许多新企业、新模式在上海诞生。举个例子，在2015年之前的上海，在明确建设全球科创中心之前，各界比较纠结的一个话题是：“为什么上海留不住马云？为什么上海没有BAT？”

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至少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拼多多，当然也包括哔哩哔哩、小红书、喜马拉雅等一批涌现的互联网新生代企业群。同时，上海之外的字节、腾讯、百度以及阿里等头部互联网企业都在沪布局产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通过扎根上海来服务、辐射整个长三角。从这个层面来说，上海的创新确实在“锻长补短”，而且是有成效的。（胡润独角兽企业榜单显示，2023年上海独角兽数量仅次于北京，是杭州的3倍）这是上海利用其城市能级和开放优势推动的创新之变。

开放合作创新做得最好的是苏州。不管是90年代大规模引入外资制造业企业，还是本世纪以来以长线思维十数年如一日地培育纳米技术、生物医药产业，核心都是开放创新。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比如，7月初国家领导人在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时就强调，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在南京听取省委汇报时，他说我看了苏州工业园区后，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了底气。

尽管苏州本身的行政级别、城市能级并不是很出色，最早的时候，它和深圳一样，都是大学最稀缺的经济开放城市之一。但深圳和苏州并不相同，深圳可利用特区的优势向国家要支持，财政积累和自由度也更高，而苏州则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努力——拥抱开放，以获取创新资源导入，尤其是处于创新生命周期初期的创新团队。它们通过营造创新生态，用十几年的时间，让一批从国内外引入的创新种子“蚂蚁军团”变成了现在的“大象”，这是值得敬佩的。

我们这里（杭州西站）是一个枢纽，也是一个城市创新区的概念，与苏州工业园区内的独墅湖科创区有一致之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谈数字文明和创新共同体，应该走出杭州，走向整个长三角地区，甚至走向全球，去学习、借鉴并超越、引领。

近两年，我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观点，叫做产业的“平行转移”，当然之前有没有人提过我也没去考究。这些年来，从上海到长三角地区，产业的平行转移成为一种现实。在上海周边有很多类似于杭州西站这样的创新枢纽或科技城、科创城、创新功能区，它们为高端人才创造了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创新生态，达到了上海甚至全球的水平。上海说要打造“类海外”环境，那它们就说要打造“类上海”环境。一直以来昆山也有一句话叫“不是上海，就是上海”。

由于局部创新生态的改善，上海包括北京的创新企业也在往合肥、苏州包括杭州等地迁徙。华略智库曾撰写了一篇名为《谁在崛起，谁最闪亮：这些科技城串起长三角“创新珍珠链”》的文章。其中，珍珠指的是科创城。基本上，长三角发达城市的每一个县级市都有一个科创城这个概念。为什么要有？要服务一流创新人才、导入一流创新资源，你的平台载体就必须有足够的包容度和丰富度。

实际上，杭州确实有独特的机遇。我们知道，在整个制造业产业链中，上海和苏州都缺乏终端企业。虽然上海和苏州的制造业发达，但一直缺乏终端引领型企业，比如上海是很羡慕别人家有华为、大疆、小米的。因此，这些年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旨在提高终端企业的成长性和引领性。杭州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有很多制造业企业在全国体现出终端性、引领性、内生性，应该说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为长三角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和话语权做些贡献，尤其在数字制造和数字科创方面，但需要有更强的开放创新举措。

因此，作为“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杭州，在整个长三角区域的数字经济和社会治理方面，要继续引领，更多应该在数字化引领创新蝶变上体现显示度。我们的杭州西站以及城西科创走廊可以拿出一些能够为全国做示范、做引领的什么案例？所以，科技城也好，高铁站枢纽也好，如何以数字化引领开放创新、区域创新协作，仍要破题。

有一个生活体会，现在是旅游旺季，我昨晚到杭州，我感觉无论是杭州的街道还是杭州的车站，数字化服务非常便捷，至少我觉得西站比虹桥要有秩序、有效率。在虹桥站打车等车的秩序有点乱，但杭州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