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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没有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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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元淦恭

来源:元淦恭说(ID:yuangg173)


随着主政官员的落马,唱衰杭州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逆势而动”的高帽背后,是对杭州发展路径和建设成就的视而不见。在缺乏政治地位加持和政策资源倾斜的处境下,杭州依靠本省民营经济的内生增长,一路“逆袭”成为新一线城市的“顶流”。正视杭州取得的斐然成绩,诸多误解也应被理性看待。


因为杭州官场的震动,近些日子突然起来了一波唱衰杭州的舆论。有一篇题为《官场地震、经济降速、阿里被罚,杭州在为过去的错误买单》的公号文(下称“过”文)流传甚广。


概而言之,是把杭州打成“重虚拟经济,轻实体经济”“重模式创新,轻硬核科技”“重土地财政,轻产业发展”的典型,给杭州扣上了一顶大大的“逆势而动”的帽子。


这波唱衰杭州的论调,本身就不是很正常。像杭州这样的副省级城市,经济发达,利益关系也比较复杂,尤其是杭州官场中人,往往还有在浙江其他地方任职的经历,由于浙江民营经济高度发达,他们在复杂市场经济环境下面临更大的考验。


反腐高压之下,不独杭州和浙江,其他副省级或省会城市的一把手也偶有落马。但很少见到像“过”文这样的文章,因为主政官员落马,就彻底否定一个城市过去若干年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而事实也反复证明,也曾经历过“一把手”落马的重庆、成都、广州、南京等城市,在风波之后也完全可以交出非常亮眼的发展成绩单。


决策层早就讲过,发展一个地方,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个空降当地仅仅三年的主官,绝无可能在一夕之间改变一个城市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方向和路径。

 

杭州是真正的“逆袭者”


杭州,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一路高歌猛进。从稳居中国上市公司第四城(仅次于京沪深),到数字经济的兴起,从2016年的G20峰会,再到即将在明年举行的亚运会,杭州在全国城市中拥有极高的曝光度。


一般而言,在京沪穗深之外,杭州和成都被视为所谓“新一线城市”中的两大绝对“顶流”。


因为浙江和杭州今日的繁荣和富庶,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浙江省和杭州市,曾经有过多么“苦”的出身。


西湖花港观鱼一角,周恩来曾在花港观鱼接待尼克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因着西湖冠绝天下的美景,在毛泽东时代,杭州是最高领导层时常选择的休假地,也是接待外国领导人最多的城市。


然而,因为战备的原因,杭州并没有大规模发展工业,城市建设的基础也非常薄弱,以至于当年访华的尼克松曾留下一句名言:“美丽的西湖,破败的杭州。”


因为战备,浙江全省的工业基础都十分薄弱,在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省的经济总量只排在全国第12位。杭州市的经济总量,也只排在全国第14位。


1980年,杭州的GDP不仅低于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也不如当时的沈阳、大连、青岛、哈尔滨和苏州。而浙江全省的人均GDP,甚至还在全国处于后列。


杭州不是大区中心城市。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它们的电话区号都是三位数,但杭州是四位数。杭州不是经济特区,它从来没有享受过经济特区的政策。


1984年,国务院确定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宁波、温州都在列,而杭州却不在其中。


1987年,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而杭州虽然贵为省会,却仍然是个未享受计划单列待遇的地级市,直至1994年,取消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杭州才搭便车升格成为副省级省会城市。


在南方地区的所有副省级城市中,杭州是唯一一个未曾享受过计划单列待遇的。换言之,论政治地位,在1994年之前,杭州在南方城市中最多只能排在第10名(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宁波、厦门、深圳)。


那时的杭州很委屈,不要说全国其他省份的人没觉得它有多么了不起,就连省内的宁波、温州,都不大看得起杭州。


杭州从未得到过像上交所、深交所、宝山钢铁、中国商飞这样的国家级大项目。杭州也从未得到过经济特区、首批对外开放城市这样的政策倾斜,甚至苏州都有一个“中新工业园区”,杭州连这个级别的“政策礼包”也没有收到过。


但杭州却走到了今天,这是何等程度的“逆袭”?


很多年前,人们谈“逆袭”,会首先想到深圳。最近几年,人们谈“逆袭”,又热衷于讨论成都、合肥或是长沙。大家好像都习以为常,杭州本该像今天一样发达,但只有懂得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如何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地一路走来。


杭州的“逆袭”程度,绝不亚于深圳、成都、合肥和长沙。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发展路径一直很笃定。它知道自己最大的发展底气是什么,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并且把这样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改革开放历史上,邓公曾就经济特区的建设说过一句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人们现在只要一提到深圳,就会想到这句话。


而对杭州而言,这条路比深圳还要难。中央当时没有给深圳多少钱,但的确给了深圳巨大的“政策”(后来其实也放了不少央企,乃至深交所这样的顶级资源),而中央不仅没有给浙江钱,连政策也没有给过。


即使到了最近这些年,有人认为浙江已经成为“政治高地”,但“政治高地”并不等于“政策支持”。


在政策面上,杭州仍然是个很普通的城市,近些年来杭州虽然有了不少的“高光时刻”,但杭州至今仍不是国家中心城市。在南方所有主要城市中,杭州的自贸区迟至2020年才获批,也是最晚的。


浙江省和杭州市的发展,只能更多地依靠自己。


浙江的地形条件,“八山一水一分田”,因为人多地少,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宁波商帮、温州商帮,早就有响当当的名声。


改革开放之后,浙江,主要是浙中、浙东、浙南山区的商业基因被激活,“做生意”的大潮席卷全省,浙江成为全国最早“富起来”的省份。


1980年,19岁的温州女孩章华妹领到了全国第一张个体户执照;1982年,曾经有“鸡毛换糖”传统的义乌,由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决策开放了小商品市场,后来又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1984年,邓公提出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在年底会见了宁波籍船王包玉刚。浙江经济,满盘皆活。


1985年,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成为全国各省(区)第一,到2020年这一纪录已保持了36年。200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为全国各省(区)第一,这一纪录也已连续保持了20年。浙江“富甲天下”,成为省会杭州发展的最大底气。


浙江得以“富甲天下”,要义无非“放开、搞活”。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三分之二,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60%,税收占比达到74%,出口占比达到81%。


浙江民营企业有几大特点。


第一,专业性强,能够敏锐地从市场上发掘“蓝海机遇”。一颗螺丝钉、一个打火机都可以做出大市场,余杭区最近一家上市公司双枪科技,主营商品是筷子和砧板;而今成为大型多元化企业的万向集团,最初生产的拳头产品也是万向节这一种汽车零部件。


第二,善于整合资源,撮合交易。浙江是资源小省,但却是交易大省。相较上海、广东等省份,浙江并不是传统的外贸强省,但大量浙江中小企业以外贸发家。阿里巴巴出在浙江也并非偶然,阿里国际站和1688业务最初服务的外贸商家,相当部分就在浙江本地。


第三,金融能力强。浙江人思想解放,头脑活跃。在其他地方的人们还把“资本”视为洪水猛兽之时,浙江人就已经开始认识资本、驾驭资本。对于企业发展而言,资金并非万能,但没有资金却万万不能,浙江企业的融资能力同样是全国翘楚。


目前,在A股、港股和美股上市的浙江企业有679家,仅次于广东,高居全国各省第二。在浙江,每9.51万人就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而在广东和江苏,这个数字分别是12.81万和13.74万。换言之,在全国各省(自治区)(不含直辖市)中,浙江是人均拥有上市公司最多的。


第四,有强烈的多元化意识。浙江人不满足于小富即安,不甘于只做“小生意”,都希望能把生意做大。因此,成功的浙江企业,往往会向更多领域延伸。譬如做化工起家的传化,现在也有物流等其他产业,做电气起家的德力西,也做环保和交通运输等等。


这篇文章谈的是杭州。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概括浙江民营经济的特点,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杭州实现“逆袭”的关键因素。


杭州在传统上并非强势省会。1978年,杭州GDP占浙江省的22.96%,到1990年下降到20.96%,下降了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初期,杭州GDP的增速是跑输浙江省大盘的。


本世纪之初的十年,杭州GDP占浙江全省的比例在22%到23%之间徘徊,2010年占比较2000年还降低了0.5个百分点。但到2020年,杭州GDP占比达到全省的24.93%,较十年前上升了2.9个百分点,杭州成为浙江经济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杭州西溪湿地


杭州要发展,就必须对浙江全省有足够的向心力。本世纪初,杭州对城市面貌和城市建设,都进行了全盘规划。


2001年,钱江新城启动开发,杭州开始从“西湖时代”迈向“钱江时代”;2002年,杭州启动大运河综合保护工程;2003年,西湖全面实施免费开放;2005年,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公园一期建成开放。“美丽的西湖,破败的杭州”的形象得到了扭转,杭州的知名度、美誉度都显著提升,它对浙江省的向心力也相应增强了。


杭州把它的省会优势发挥到极致。作为省会,它是浙江省内的资源配置中心,也是天然的金融中心,这意味着它能够吸引善做交易、长于金融的创业者。


同时,它也是全省人才最丰富、产业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给跨行业多元化发展的综合性集团也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所以,浙江顶级企业向杭州的聚集,不是“强省会”战略的人为规划,而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结果。


浙江全省的财富,很多流向了杭州。长期以来,杭州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紧随京沪深穗,稳居全国第五,并遥遥领先那些后来者。


这样的财富聚集,也让杭州本身成为了私募融资的高地,PE/VC要找LP,杭州是必争之地。财富通过私有股权投资的形式进入实业,又成为当地企业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而形成了正向的循环。而这也让杭州仅次于京沪深三市,牢牢占据“上市公司第四城”的地位。     

  

       

上述十个城市,是全国A股、港股、美股市场上市公司最多的10个。杭州不仅比广州多出将近40家,也几乎等于南京和成都之和。


而就市值来看,即使不考虑港股和美股,杭州A股公司总市值同样稳居全国第四,截至今年7月,杭州A股企业总市值3.1万亿,广州上市公司总市值在2万亿左右,而其他城市的上市公司总市值均在1.5万亿以下。


杭州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最关键的经验就在于,成为浙江全省财富和资源最重要的配置中心,形成了集聚效应和集群效应。这种效应,和中西部省会城市的“强省会”战略有相似之处,但又并不完全相同。


内陆“强省会”通常是基于省内比较优势形成的,比如要发展电子设备加工制造,就必须靠近大型航空港。而杭州这一“强省会”是基于省内资源整合形成的,全省各地的资本、信息流、人流汇聚到杭州,形成了“化学反应”,产生1+1>2的效果。


内陆的“强省会”往往高度依赖招商引资,但杭州却是更多依靠浙江本省民营经济的内生增长。

 

杭州抛弃了“制造业”?


近年来,对杭州还有一种流行的批评,说杭州这座城市抛弃了“制造业”,导致了产业空心化。杭州GDP总量排名最高曾到全国第八,而后来一度跌落到第十,正是杭州“去制造业”的后果。


譬如,黄汉城就曾经列举过这样的数字,2013年到2018年,杭州的工业投资从910亿元减少到764亿元,每年投资额基本都不及竞争对手南京、武汉的一半。


同期,杭州的工业投资总额也少于省内的宁波、绍兴和嘉兴。杭州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也在减少,最终导致杭州的工业增加值也被成都、武汉反超,而在2010年,成都和武汉的工业增加值还少于后者。


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当下舆论场中的显学。但是,简单以工业投资规模和工业产值来衡量一个城市是不是重视制造业,其实是片面的。时代数据统计了截至2021年7月杭州179家A股上市公司的情况,足以一窥杭州实体经济的真实面貌。



杭州A股上市公司最多的5个行业,除了软件开发之外,全部属于制造业。在179家公司里,即使以最严苛的标准,也有119家是制造业企业,占到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三分之二。


杭州有119家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比南京、武汉、成都、宁波、无锡等城市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家数还要多。


一个被人扣上了“脱实向虚”帽子,以牺牲制造业为代价发展数字经济的城市,三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是制造业企业,这可能是个令人有些意外的数字。


仍以杭州、广州、武汉、重庆、成都、南京六个城市相较,杭州的海康威视仍是这六个城市市值最高的A股公司,目前市值超过4700亿,也是这六个城市唯一一个市值过3000亿的A股公司。


杭州有4家千亿级A股公司,除海康威视外,分别是荣盛石化、泰格医药和福斯特,均为制造业企业。


相比之下,广州虽有5家千亿级上市公司,但除了国企广汽集团外,保利地产、分众传媒、广发证券、海大集团,都不是制造业企业。南京两家千亿级公司,华泰证券属于金融业,只有国电南瑞是制造业。重庆、成都、武汉的千亿级A股公司分别为2家、1家、0家,更无法和杭州相比。


换言之,杭州是拥有千亿市值制造业A股公司最多的省会城市。截至7月底,杭州有13家A股上市公司市值超过500亿,其中只有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和同花顺三家并非制造业企业。


制造业发达不发达,不能只看产值,也要看底层的实力。2010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产值超过了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其他所有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是世界工业的强国,因为大量核心技术甚至卡脖子技术,还掌握在别人手中。


观察杭州制造业的发展,亦是同理。杭州本地制造业的外移,投资规模的下降,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杭州不再是一个“制造业强市”,恐怕未必。


总部在杭州的制造业企业,不少也把生产基地设在杭州之外,这导致了工业投资规模的下降,工业产值增速的相对疲软,但这并不意味着杭州的“制造业”就不行了。


制造业企业把最核心的总部经济、管理、研发等职能放在杭州,其他职能外溢到省内或者国内其他地方,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分工。


苹果手机也不在美国生产,甚至不是由苹果集团自己生产,但苹果产业链最多的收益和利润,都回流到了加州,而不是生产iPhone和iPad的郑州、重庆和成都。


杭州近年来工业经济的增速,的确不如中西部的不少后起之秀。但正如我在《“双面”成都,正是中国经济的缩影》里所分析的,外来投资的产业虽然可以有效地拉动GDP,并创造就业,但企业大头的利润,还是被拥有技术和品牌的外来者拿走了。


GDP只有更多由本土的技术、品牌和创新来驱动,才能使中资和劳动者获得更多收益和更大尊严。


“成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现代化和普遍富裕,离不开更强大的本土企业和本土品牌”。成都的这一短板,正是杭州的长板。


举个例子,吉利集团已经完成对沃尔沃的收购,后者现在是吉利的子公司。吉利集团的总部在杭州,但沃尔沃在成都的汽车产能,远大于吉利在杭州的汽车产能。


吉利集团给成都创造的汽车工业的GDP,甚至可能高于它给杭州创造的,但它仍然是一家杭州企业,它所获得的收益最终最大的受益者还是杭州。


从这个角度来看,谁还能说杭州是一个放弃了制造业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成长的“烦恼”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烦恼,杭州当然也不例外。


杭州另一个时常为人诟病的问题,就是它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最近这些年,杭州连年成为全国城市中“卖地”的“地王”,土地出让规模和土地出让金都十分可观。批评者认为杭州就是一个“炒房”城市。


还有一些批评者认为,杭州把过多的土地出让给住宅和商业,却牺牲了大量的工业用地,这是导致杭州工业“空心化”的根源。


客观来说,“炒房”是一个影响面很广的现象,杭州的房价趋势和调控政策,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从杭州土地供应量大,导致杭州卖地收入高这一点来切入,说杭州的经济不健康,恐怕还是偏颇的。



过去三十年来,杭州人口从583.21万增长到1193.6万,增长了1.05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增量,还是增幅,杭州的增长都日益陡峭。


住宅用地的供给,应当与常住人口增长相适应,足够的供应不一定能保证地价和房价不上涨,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供应,显然更加无法稳定地价和房价。


在常住人口持续高速涌入的背景下,多出让住宅用地,少出让工业用地,即就杭州市这一行为来看,显然是正确的。


深圳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出让多,土地浪费和写字楼空置率居高不下,而住宅用地严重稀缺,进一步推高了房价。


事实上,现在深圳也在逐渐调整工商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出让比例,仅以多出让宅地,就说杭州市“热衷炒房”而不顾“实体经济”,恐怕是偏颇之见。


杭州余杭区径山,杭州是全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会城市。


而且,杭州是南方副省级省会城市里,平原占比最低的。杭州市虽然面积广阔,但森林覆盖率高达66.85%,居全国城市之冠,平原占比只有26.4%,不仅低于广州、武汉、南京,甚至以“两山夹一城”,域内有雪山标榜的成都,平原面积占比也比杭州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


在土地资源整体如此紧张,又需要接纳大量人口涌入的背景下,杭州相对而言保宅地、控工业用地的方向,就更可以理解。


还有人认为,杭州近些年来卖地规模过大,有“竭泽而渔”之嫌。但换一个视角来看,过去十年以及未来五年,正是大城市吸引外来人口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不在此时敞开怀抱,增加供应,更待何时?难道坐等人口和人才都被其他城市抢走吗?


还有一种颇为时兴的批评,说杭州发展数字经济,从而挤压了实体产业,这种说法同样显失公平。


杭州本身就是个土地资源比较紧张,民富水平又比较高的城市。在杭州直接开展一线的生产制造活动,面临土地缺、地价高、工资高,甚至杭州虽然作为沿海城市,但钱塘江江水太浅,没有航运价值,因而相较其他城市的比较优势更弱,杭州就更需要发展高端服务业,从而创造高端的就业岗位。


数字经济占地小,可延展的生态却十分广阔。光是阿里巴巴一家公司,就带动了大量周边产业,物流企业、仓储企业、直播机构、代运营公司、内容生产者,让杭州成为了堪与京沪等一线城市并列的互联网高地。


这些企业都创造了真实的就业,并且让杭州的人才池子日益壮大。这些年来,不仅网易大量业务迁到杭州,抖音、快手也纷纷在杭州布局,甚至做手机终端的OPPO和VIVO,都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新建了研发总部。


数字经济是时代给杭州的一份礼物,这座城市慷慨地接纳了它。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杭州的城市能级和影响力提升了,杭州的其他企业也能分享城市成长的红利。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杭州今天仍然是拥有500亿级市值、1000亿级市值制造业上市公司最多的省会城市,杭州的制造业企业不是不够强,只不过是被很多人因为杭州更具特色的数字经济,而忽视掉了。


此外,还有一种刺耳的批评,指向杭州缺乏“硬科技”的创新。光是工业机械、材料、电子电气、半导体、生物制药等核心新兴产业,杭州就有80家左右的A股上市公司,难道它们都没有在各自的领域成为隐形冠军,做攻坚的工作?更何况,像阿里这样的企业,虽然并非制造业企业,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达摩院等机构做基础科研和技术突破。


现在有一阵风,一提到“硬科技”,言必称芯片。然而,造芯片从来不是一日之功,它需要长期的技术、资本和人才积累。


杭州是一个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完全凭借自身努力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逆袭者,要求它一定要承担“国之大任”,否则就是“战略失误”,恐怕也太过苛责了。


即以芯片产业为例,包括中芯国际在内的大陆芯片产业龙头,或多或少背后都有台湾的影子。要搞这样的产业,需要有外来技术的引入,而引资向来不是杭州的主打特色。


另一方面,对于这样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杭州这座城市大多数的民营资本,也承担不起这样的风险,相反的,政府投入在这类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不可少,这也不是杭州的优势。


而且,硬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大量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杭州虽然有浙大,但是国家级的科技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


考虑到如是种种,杭州在某些“硬科技”上的表现不如人意,完全可以理解,杭州已经在它可以做的范围内,做到了尽量好。

 

写在最后


一个人走了弯路,但这不意味着杭州走了弯路。过去几十年来,杭州和那些热爱这座城市、并为这座城市奋斗的人,趟出了属于杭州的一条独特道路。未来的杭州,还会在这一条独特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 e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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