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我跟汪精卫就一件事闹翻的，两个人闹得很翻
我跟汪精卫俩闹别扭，就是一件什么事？跟汪精卫闹翻的事是怎么闹翻的？后来也没什么太多关系，就一件事情闹翻的。两个人闹得很翻。
我在北平负责任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我就简单跟你说吧，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让我们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你中央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听，说是不是中央里有所准备？没有！能打怎么样？一定打败！那我一听，为什么要打？他说首先在外面压力太大，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
▲右：张学良 左：唐德刚
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我利用我部下。你那么样做，我问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的信是这样的，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要服从，我没法子，我非服从不行呀，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
我说这话就是主题。我这个人呐，我这人说话，有时候一着急毫不客气的，我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拿我部下做交易，牺牲我部下而来换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别找我张学良。
他说，那这是蒋先生让来的。我说蒋先生的信里说得很明白呀，是要你和我商量呀。我说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怎么样，他军事委员会有权呐，他给我下命令发动，我就得发动。他下命令了吗？你跟我商量，就是要我拿个意见，你要我拿意见，就是你要问我了，你要问我，我就是这个意见。
他就非常生气，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长身份来跟你谈，你给我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
还有呢，这出事情是我不对。我这人不对的地方，我就说我不对。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没理他。我跟宋子文俩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出去上北海玩去了。
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兴：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俩去玩。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辞职了。
那他回到南京，他就辞职了，打出通电来骂我。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中央会挽留，他辞职了就走开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闹翻了。
以上选自唐德刚先生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写的历史多是像这样，根据历史亲历者的口述编写而成。当年见过张学良的学者也许不止唐德刚一人，但张学良只信任唐德刚，只愿意跟唐德刚谈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刚能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将活的史料信手拈来，将往事写得鲜活生动，也把军阀写得惟妙惟肖。
除了张学良，唐德刚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人物都有极其深刻的见解。
他写自己的老师胡适，如张鸣所言，“好看的是注释。有解释，更有点评，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史学界甚至风行“先看德刚，后看胡适”之说。
他写李宗仁，“李有时信口乱讲，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所以李敖说，“幸亏李宗仁身边有一位高明之士指引与协助，才能完成《李宗仁回忆录》这种名著。”这本书也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不朽的。
在史学界，唐德刚的文风独一无二，文笔半文半白，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他的写作注重历史细节，不为尊者讳，历史人物和事件在他笔下往往鲜活立体。
他笔调轻松，嬉笑怒骂，像讲故事一样地抖出史料，可读性极强。张鸣说：在读唐德刚之前，从没想到历史还能这样写，如此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却又不乏生活场景，实在是叹为观止。
好看的历史叙述背后，还必须是力透纸背的历史哲思，才能成为不朽史作。他的“历史三峡”论，以及全书随处可见的夹叙夹议之史论，正如梁文道所说，起到了一种“照明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
正因此，唐德刚先生的民国史著一度脱销，一度被盗版，还一度出版艰难。
余英时悼念其师钱穆，称其“一生为故国招魂”。唐德刚对故国的情感，也许不比钱穆激切，但也可为“历史”招一招魂。
唐德刚性格幽默，谈吐诙谐。他的史学著作明白如话，别人学不来，也学不会。捧读唐德刚的书，看他以圆通的智慧、亲切的口吻、充满人情味的文字，评点古今，知人论世，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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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生都在与那些拥有道德优越感的无知者辩论，让人们看清事物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