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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琴: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

刘志琴 人文英华 2021-08-31

刘志琴(1935年11月——2020年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撰有《中国文化史概论》《晚明文化与社会》《礼俗文化研究》《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晚明史论》《张居正评传》等论著。早年致力于研究晚明的党派斗争和东林党的兴衰,后转而研究晚明社会风俗,社会习惯,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引领者。


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

作者:刘志琴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355期第5版



史学本是一门纪实的学科,容不得掺假和矫情,然而,这门在中国一度最辉煌、最具权威性的学问,其公信力却在下降。当社会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但史学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是陷入沉默,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从而导致史书逐渐失去读者的信赖。因此,在当今的信仰危机中,史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文作者呼吁,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这一问题。

▍史书在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

历史是人类的行程,记录这一行程的是史书。凡是有人类、有文字的地方,就有史书的存在,因为人人都有一份历史的情怀,正如赤子来到世界都渴望认识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代代相传的社会血脉,任何风浪都打不断,冲不垮,即使国破家亡,只要有人在,史书就会延续。在世界各国中,中国将史书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成为传统文化中最有权威性的学问。

写史者在上古犹如神人,与巫觋不分,上达天庭,下传天子,替天宣讲,芸芸众生敬史如敬神。最早的史书《尚书》,是为训诰誓命之词,被商王视为治国之宝典。至圣先师孔子,最先扬名于世的是一部史书《春秋》,别看他无权无势,落魄江湖,可这部书却能使“乱臣贼子惧”,史书胜似刀把子,震撼群臣。司马光把他主持的史书定名为《资治通鉴》,号称“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明确指出,这是帝王将相的教科书。不论哪位君王有多么专权、跋扈,在史书面前都要乖乖低下头来阅读,领受史书的教诲。

史是什么?本是一种职务,是各种事情的记录者。《说文解字》释为“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这一记录者可不同凡响,他必须从义持中,即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态度,如实记录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大至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事务,小至皇帝的日常起居,等等,大事小事无不由史官如实记录。因此在编年、纪传、本末这三大体裁外,又创造了逐年逐月逐日记载的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为后代留下详细、完备的史料,这在世界上也属独一份。

史书肩负如此重任,无异是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因此自古就有灭人国,必先灭人史的训诫。

▍史官的记载是评价君主的依据

史书何以与国家兴亡命运相共?这不得不追溯古代专制主义政体的特点。任何王朝若想长治久安,都不能没有内部矛盾的协调机制,协调的对象主要在于抑制疯狂增长的特权势力,保障法定权利不受侵犯,以维护政局的稳定。历代王朝的改革,从商鞅、王安石变法,到张居正新政,都从打击违法的豪强权贵起步。皇帝在中国虽然至高无上,但也要遵守必要的规范,对于昏君、暴君有所谓以天道谴君、以谏议诫君、以道义劝君的传统,虽然这是要求皇帝自律,效果有限,但毕竟是一种制约。尤其是对待士人的议政,虽是统治者也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因此《左传》有“立谤政”的记载,《管子》有“啧室之议”,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中称赞子产对反对者持以:“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些都作为听取不同政见的传统,受到后人的推崇。

在古代限制君主滥用权力的举措中,最具有制度化的是史官制。帝王虽贵为天子,但所言所行,事事都要记录在案,给后代评点、参照。这一招可厉害,中国人重生也重死,更重视身后的评价。史书之功能正如刘知几《史通》所说:“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评价的依据就是史官的记载。

这史官就设在帝王的身边,“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不论帝王是恶言还是良行,事事必录。因此有皇帝畏惧史官之例证,《古今说海·闻见杂录》记载这样一件事:“(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具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扪柱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其齿置杯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耶?"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宋太祖对诤臣何以前打而后赏?说穿了,是怕史官记录,被后人议论。近代史所民国大事记主持人姜亮夫生前曾向他的朋友表示,不愿当官,就想写写历史。老报人顾执中对他的回答是,你这史官才是最大的官,毛泽东、蒋介石,都要在你的笔下点评。这真是一语中的,监督执政者自古以来就是史书不言自明的功能。

▍“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


古代史官都是朝廷的命官,写什么不写什么,难免不受权力的干预,因此史书不乏有涂抹、粉饰之处,这才有隔代修史的传统,当代人不修当代史,让后代修史,以便把权力的干预降低到最低点。但即便有这样的苦心,也难免有矫饰之处。为防范这一弊端,最着力的是提倡史德,史德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不因统治者的意志和个人的好恶而褒贬扬弃。梁启超说:“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真实。”对历史的见解不妨见仁见智,但保持历史事实的真相是治史者必具的道德底线。史官是被朝廷任命的官员,听命于朝廷,为君主服务,但在信仰上可以从道不从君,道在君之上,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因而对君命有所距离,为此有人不惜献身亡命。“从道不从君”这一儒家的优良传统,为史官的秉笔直书提供了道义的依据。文天祥的《正气歌》列举十多位民族英雄,有二位是史家,这就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前者是说齐国大臣崔抒杀了国君齐庄公,改立齐景公,自己为相,齐国太史因为写了“崔抒弑其君”而被杀,后继者太史的大弟不改记录又被杀,二弟再被杀,三弟仍坚持初衷,一家被连杀三人,南史氏继续陈书“夏正月,崔抒弑君。”即使全家被杀光也要如实记录,这前仆后继杀不完的史官,使得崔抒也不由得不胆寒,长叹一声,只能作罢。后者是指董狐在晋国一次流血政变中,不畏权势的胁迫,如实写下“赵盾弑其君”的事变,被孔子称为“书法不隐”之良史。秉笔直书成为历代治史者的职业操守,所以史学虽为御用学术,却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独立性素来为社会公义所标榜,受到读书人的推崇,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荣耀。

真实,对治史者来说是起码的操守,也是职业的信仰。历史是经验性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具体的,一次性的,过往而不复,每件史事和人物都是不可复制的,因而各有自己的特殊性,正如哲学家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所说:“事实既是特殊的,它当然是不能重复的。”读者正是从历历个案的事实中判断历史发展中的是非得失,所以真实的魅力就在于它不可重复的历史价值。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实,它不需要借助中间环节,直接从史料出发,用史实进行思考,它要求可靠而不虚妄,清楚而不含混的记录。可这些记录都是过去时代的遗留,由于环境背景、个人和书写手段的局限,前人遗留的史料并不能充分反映人情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有许多遗漏和讹误,史学研究要求解,更要求实,努力修复前人遗留的历史碎片,恢复它的本来面目。有的治史者往往用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在一字一句中竟委穷源,进行训诰、勘误和注释,所谓“语语核其指归,字字还其根据”的考据学,就是为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发展的专门学科。

这就可以理解,皇帝害怕史书,人们信赖史书,追根究底,就在于它的真实性,这是后人无法改变、掷地有声的铁案,也是史书在社会上具有公信力的基础。所以有真实则史书存,无真实则史书亡,真实,是史书之灵魂,失去灵魂的史书是可怕的,我们不是没有这一教训。

▍重建史学公信力


在当代人文学科中公信力下降最严重的当数历史书,史书失去读者的信赖是史学的一大悲剧,这是当代史学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步履维艰,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解放了的哲学,繁荣的经济,活跃的文学,沉默的史学。”实际情况是,伤痕文学一马当先推动了人们对十年文革的反思;哲学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经济学界阐明市场经济理论,推动计划经济的改革。史学较之文史哲三界,明显滞后。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天津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怀疑,而遭受批评。说是沉默的史学,正是少有作为的写照。

史学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因为它遭受破坏最严重,当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迁,表现为新学科的引进和传统学科的吐故纳新,史学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而在转型中走向畸途。举例说,“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烧古书,毁文物,史学工作者失去家园,专家学者被打倒,史学界一片凋零。曾几何时,批林批孔运动中,史学又成为最红火的学科,人人都批孔,人人读史书,各种古籍、史学读物层出不穷,出版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空前绝后。正常的社会,并不需要兴起全民学历史的高潮,因此这一繁荣是不正常的。

几十年来在近代史中最为遗憾的缺失,就是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以南京大屠杀为例,至今是无人不晓,三十年多前有人说吗?1958年版的中学历史教师手册,在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日军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8年后1975年出版的《新编中国史》年表中关于1937年只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南京防御失败”,南京大屠杀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教学手册中只字不提。一直到1979年承认国民党抗日了,这件事才浮出水面。在此之前历史被掩盖,误导了两代人,历史学家的良知何在?又有谁来负这历史的责任?面对历史的真实,历史学家又何以自处?

根据清华大学CNKI工程数据库所记,1999年从各国重要期刊中统计有关史学及史学理论的论文有608篇,中国达201篇,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毫无疑问,中国在当代可谓史学大国,然而可疑的是真实性。人们常说当今有信仰危机,岂不知在信仰危机中,史学是有责任的。不真实的史书留给人们的疑点是,已经过去的事尚不可信,何况正在发生的事?当前最受欢迎的史学家如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究其所以,是因为他们坚持历史的真实性,以确凿的史实纠正了人云亦云的讹错。所以史书要在民众中重建公信力,必须说真话,这就是史学界要面对的现实。

史书,当以真实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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