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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护送许广平同志赴港经过

吴企尧 开明视点 2019-06-11

许广平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战士和进步作家,又是民进领导人之一。我于1946年初参加民进后,有机会与许广平同志接触,她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很爱读她写的战斗性文章,爱听她激昂慷慨的演说,真是爱憎分明,有胆有识,令人起敬。

这样一位民主战士,反动当局自然要视为眼中钉了。1948年下半年,反动特务对她的监视在加紧,她的处境日趋严峻。那时候,在香港的民进领导和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均在为许广平同志的安全担心,并在为她离沪去解放区寻找安全妥善的机会。

1946年以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民进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马叙伦、王绍鏊同志于1947年底秘密离沪去香港,我于1947年底以开展工作单位业务的机会也去香港。在港与马老、王却老(绍鏊)、徐伯昕等领导同志取得了联系。从此常往返于港沪之间,为在港的马老和留沪的民主人士作通讯员。马老给我的信由我秘密带交上海陈叔通,再从陈叔老处带信交马老。信都是开口不封的,表面上都是叙述阔别的家常话,有关政治斗争形势,都用隐语暗示。

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马老向我讲了,并要许广平同志赶快离开上海。马老在带给我的信中说“此间生活上亟需一位大姐,请尽快由便人陪送一位大姐来”。大姐就是指许广平同志,便人就是指我。马老的信,经在沪民进领导和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研究决定后,由谢仁冰同志叫韩近庸同志通知我,请我护送许广平同志去港。要我先写一个如何去的计划方案,要保证绝对安全。我接受任务后,即认真写了书面方案。

左起:马叙伦、王绍鏊、徐伯昕

回忆当时去香港的路线有陆路、水路和航空三条。去港的航空机票,此时已为政府当局和一些阔老大亨所控制,老百姓休想买到票。而且飞机场上警探密布,危险性极大。水路有怡和、太古两家外商航轮,定期往来沪港之间,中途停靠台湾基隆,一次航程约三四天,那时国民党当局已在秘密进行迁往台湾的工作,乘客拥挤,军警密布,盘查极严,也是非常危险的。此外只有陆路,乘火车先到杭州,再到南昌,从南昌改乘长途汽车到长沙,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去香港。这条路线时间较长我已走过几次,比较熟悉,有熟人照顾,较安全些。

同时我考虑到旅程有好多天,必须有一位女同志伴许广平同志同行照顾。我建议走陆路的方案,很快得到民进留沪领导和中共地下组织批准,要我迅速物色好随行女伴并决定行期早日启程。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我胞姐吴圣筠陪许广平同行。胞姐是家庭妇女,与许广平年龄相近,请她陪随很适宜。我姐夫周景胡是大明信染织厂的经理。我只说时局不稳,兵荒马乱,币制贬值,劝胞姐去香港开开眼界,买些高档物资,以保币值。我胞姐听后一口答应并叫我姐夫同去。

我把护送许广平同志去港所作的详细安排,告诉了韩近庸同志。几天后,他通知我到许家吃晚饭,同时被邀的有周建人、谢仁冰、赵朴初、陈巳生、周煦良、李平心、韩近庸等同志。后来知道这是许广平同志因即将离沪向民进有关同志的告别家宴。

左起:周建人、谢仁冰、周煦良


饭后我对许广平同志说:“此行我们的身份角色,您要像一位富商太太或长官太太,我像一位富商家中的总管或长官太太身边的副官,我完全听候您的差唤。”许广平同志风趣地回答:“您是这条路上的识途老马,就照您讲的办,我们分当演员,但您是演员兼导演,我这个演员要听导演安排。”我又说:“旅途上不谈时局国事,可多讲两本经,一本是生意经,多谈老大老二(即黄金美钞的暗语)市场行情,买进卖出,利润大小等。还有一本是佛经,多谈烧香拜佛,菩萨保佑,福慧双修,因果报应等。”许广平同志说很好,让她先把两本经温习一下,我就在笑声中与许广平同志握别。

许广平与海婴

动身的那天,我们事先约好在北火车站碰头,许广平同志与海婴,我与胞姐、姐夫,还有韩近庸同志一位亲戚梁君作为我的助手,一行六人,许广平同志穿着华丽大方的服装,涂了口红,很像一位富商或长官的太太。

我们登上去杭州的火车,在车上谈了到杭州去烧香做佛事等话。车抵杭州,来迎接我们的是佛教界知名人士杨欣莲老居士,他把我们接进站长室稍事休息后,送我们到头发巷节义庵吃斋,当晚就住在幽静的节义庵里。翌晨乘火车去南昌。

车到南昌,又有一位工商界人士来接,为我们安排住在一个安全整洁的旅馆,还买好了去长沙的长途汽车票。我们在南昌游览了东湖、滕王阁等名胜。第二天清早坐上长途汽车出发,在出产麻布有名的万载吃中饭,到浏阳摆渡过江,车行途中曾遇三名持枪的国民党散兵拦车,全车乘客都感到紧张,但士兵只是为了要搭车白蹭一段路程,没有不轨行动,傍晚安抵长沙。晚饭后,我们得知在南昌比我们先开和后开的两辆长途汽车,途中遭到散兵游勇的洗劫,而我们乘的那辆车,大概由于有持枪的搭车军人起了“保护”作用,得免于难。我与许广平同志大谈这是佛力加被,菩萨保佑。

我们在长沙住了两夜,还游览了岳麓山。在这时间里我去宪兵队找两个打过交道的宪兵,我请他们饱餐酒饭,并送了丰厚的慰劳费,他们替我们买了去广州的火车票,不仅护送上火车,并在车上一直护送到广州,完全像侍候长官家属的两名武装侍卫。

到广州后,我托新光内衣厂门市部介绍,住进了比较安全的旅馆。在广州共逗留四天,参观游览了名胜古迹,不惜重金买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顺利离开广州,很快飞到九龙,坐轮渡到了香港后,许广平同志偕海婴去沈钧儒先生女儿沈谱家中暂住,韩君到亲友家去,我和胞姐、姐夫住大中旅馆。约好第二天同去看望马老,许广平同志对马老说:“我来向马老报到了。”此时出现在马老面前的是一位衣着朴素、落落大方、谈笑风生的许大姐了。马老很高兴地说:“你们辛苦了”,即设便宴为我们洗尘压惊。

从上海启程到达香港共经过了八天,护送任务胜利完成了。


  许广平同志能离开当时白色恐怖十分危险的上海,到达香港,主要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民进组织的关怀领导下完成的。我是奉民进组织之命,担任具体护送工作的。

我在护送许广平同志朝夕共处的八天旅途中,对许广平同志崇高的革命品德、广博的学问、乐观的性格,有了较深的认识。尤其对许广平同志体恤劳苦大众、关心下属、待人宽厚,自己处处谦让的高尚风格,万分敬佩,使我深受教育,永远铭感不忘。


  (本文原载《民主》杂志1990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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