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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2月30日，以马叙伦所联系的从事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以王绍鏊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基于“促进民主政治”这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走到了一起，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今天是民进主要创始人之一——王绍鏊先生诞辰129周年纪念日。小萱与您重温王绍鏊先生与民进成立往事，共同缅怀民进先贤的峥嵘岁月。

王绍鏊（1888—1970）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财政部副部长等职。

还在抗战时期，王绍鏊就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建有广泛的联系，在工商界、文化教育界以及一些社会团体中有一定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不久，王绍鏊加强了和梅达君、赵朴初、林汉达、潘子欣、朱绍文等的交往联系，并有意识地帮助他们沟通情况，交流对形势、前途的看法，使他们产生了共同商讨国是的愿望。

针对蒋介石关于先统一后民主的宣传，王绍鏊写文章提出了应该先民主后统一的主张。他指出，所谓先统一后民主，其实质就是要先消灭共产党，把党政军大权通统都集中到蒋介石手中，达到蒋介石一统天下的目的。这样哪里还能有民主呢？所以决不能先统一后民主，而只能先民主，国共平等，容纳各种意见，实行民主政治，然后水到渠成，统一定是必然结果。

王绍鏊的文章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称赞，他们并建议将文章以“意见书”的形式，拿出去征求签名，交付报刊发表。

当这份“意见书”传到马叙伦处时，马老立刻被这精辟的见解吸引了，急问这是谁的手笔，谢仁冰直言以告，马老立即邀请王绍鏊前来面谈，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畅。

王绍鏊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历数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论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马叙伦欣然同意并在“意见书”上签名，还提议双方的朋友一起开个座谈会，从此两人就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当时马叙伦方面也有不少朋友，如周建人、郑振铎、柯灵、唐弢、徐伯昕、李平心、严景耀、傅雷、蒋天佐等。他们或是进步刊物的经营发行者，或是主要撰稿人，他们也常聚会座谈，议论国是。于是就由王绍鏊、马叙伦两人出面邀集各自的朋友，在北京西路的广和居楼上及八仙桥青年会礼堂等处多次举行联合座谈。他们不仅座谈时局，而且开始携手联合战斗，利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舆论阵地，联合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马叙伦、王绍鏊等利用《周报》《民主》等阵地，联名发表文章，申明共同的政治主张。

团结作战显示了联合起来的威力，对当时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一些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一个比较永久性的组织，以利取得斗争的胜利。此议一提出，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王绍鏊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在青年会开会时……就有人提议组织比较永久性的团体。”经过了一阶段的酝酿准备，1945年12月30日，一个新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中国科学社正式宣告成立，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民进成立后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

《宣言》是在王绍鏊的“意见书”的基础上，经理事会深入讨论修改后完成的。它是民进成立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宣言，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宣言》严厉驳斥了蒋介石“先统一后民主”的谬论，全面阐述了民进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立场观点，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宣言》指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整个世界已经走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重建中国，使中国成为真正有力的和平堡垒的“千载一时的机运”，《宣言》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在此期间，王绍鏊还积极参与了其他进步社团的活动和部分领导工作，他和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一起筹建了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并担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职务。他和教职社、救国会以及进步学生团体组织有密切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他还常应行业工会的邀请前去向工人店员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讲演和宣传。

为了进一步扩大反蒋联合统一战线，地下党组织决定推动各进步团体实行大联合，1946年5月5日，民进联合上海各界52个人民团体（后来扩展到68个团体，四十余万群众）宣布实行大联合，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团联”）。

1946 年5 月5 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 简称“人团联”)成立。民进被各团体组织一致公推牵头负责这一联合机构的筹建工作，为“人团联”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人团联”选举了29人组成理事会，王绍鏊当选为理事。他为此不遗余力到处奔走，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直到一年后他被迫离开上海时，有关“人团联”的重要文件资料都由他负责秘密保管。

（本文根据会史资料《王绍鏊》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