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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

雷颐 曹教授 2024-03-04


雷颐  文  |  先知书店  编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面临着现代性转型,现代性转型有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首先表现在中国怎么样看待世界,也就是说中国怎么样从天朝体系慢慢转变到接受了条约体系。

这个转变,正是中国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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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体系

那么,什么叫天朝体系呢?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因为在千百年历史中,很早以前开始,中国周边当时交通所能够涉及的一些国家,确实在历史、文化上都不如中国文化那么灿烂、历史那么悠久。

逐渐地,到春秋战国时代,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中国中心论”,认为只有华夏文明才是文明,其他的都是边缘,华夏文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周边是从地理上的边缘到文化上的边缘,边缘也称为一种野蛮。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观念中,只有华夏文明才能真正叫得上文明,其他的都是野蛮。

对北边的非华夏文明叫“狄”,南边的叫“蛮”,西边的叫做“戎”,东边的叫“夷”,认为他们都是非常野蛮的,形成了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就是只能用华夏文明去一点一点地改变或者感染其他非华夏文明。

对非华夏文明,有的也称呼他们为“番”。直到现在我们说“生番”“熟番”;从前的小说中经常出现“你这个食人的生番”,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接触过华夏文明。

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在处理和对待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就形成了一种制度——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是藩属国的宗藩体系,又叫作朝贡体系、华夷秩序。


▲唐朝“贞观盛会”


在这种华夷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天子是最高的道德“天道”在人间的化身、代表,代表天来执行在人间的统治,所以中国是宗主国,天下的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藩属、属国。

至少从汉武帝时代起,是否能够四夷宾服、万邦来朝,成为中国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进入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是这个王朝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通常都要诏谕藩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

到明清时,这种规章制度已相当精密,最主要内容是:

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的贡物,按照指定的线路,也就是贡道,到达中国的京城,住在指定的官邸,按照指定的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而作为宗主国,中国的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

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属国有新的统治者继位,则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才有效。

比如说,只有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才能叫皇帝,其他的只能叫国王,国王就是表示你只是这个地方的行政最高领导人,皇帝是天子,你是国王,你不是天子,你没有那种代表天的神圣性。

所以,外国的像越南、朝鲜的新国王继位之后,往往要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表示他最终得到了认可。

藩属国向中国进贡,一年几贡还是几年一贡,走什么路,进贡什么东西,都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说朝鲜进贡什么人参,越南进贡什么象牙、沉香,等等。

而中国的还赐往往会超过藩属国的进贡,这是因为中国皇帝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共主,宽宏大量。比如琉球向中国进贡比较勤,中国给琉球的还赐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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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体系

那什么又叫条约体系呢?

1618-1648年,欧洲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各种小邦国打来打去,打了欧洲一片荒芜,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千里无人烟,后来各国都打不下去了,于是于1648年10月签订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条约”。

这个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条约体系,诞生了。

根据这个条约,独立的诸邦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条约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

根据这一条约,在欧洲开始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欧洲各国普遍派驻了外交使节进行外事活动,这是条约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约仪式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的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

首先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此后,欧洲国家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这种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

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直到现在,它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和冲突的基本方法。所以,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正式形成。

虽然在这几百年间,国际关系还是弱肉强食,强国侵占弱国的事不断发生,但是至少在原则上,大家都基本上认可这个体系。侵略他国至少要找一个理由,比如二战时纳粹德国侵占波兰,制造了一个德国边防军人被打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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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体系和条约体系的碰撞

随着全球化发展,欧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不断对外扩张,也逐渐把向东方的航路打通。中国从明末起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只在广州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口岸进行外贸。

其中英国商人最多,因为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经济、工业尤其发达。但是,中国只开广州一个口岸的外贸体系,极大地制约了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规模。

中国进口英国的东西很少,却又向英国大量出口茶叶、陶瓷、丝绸等等,就形成了严重的贸易顺差。英国觉得自己的工业品又便宜又好,也知道中国是个巨大市场……

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于1793年派了一个使臣叫马戛尔尼,率领一个庞大船队,装满了礼品,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来中国。



马戛尔尼使团首先到了广州,广州海关的官员当然非常高兴,给马戛尔尼使团的船队贴了一个长长的帆,把英国人叫作“英吉利贡使”。

马戛尔尼非常不高兴,他觉得:我是来给你送礼的,不是进贡的,我不是你的藩属国。但是在中国人的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里,觉得它就是藩属国,是主动向天朝来输诚纳贡,主动来接受华夏文明的……


马戛尔尼之后从天津上岸,到了北京,理藩院接待了他们。中国从前没有外交观念,因为其他国家都是藩属,所以只设了个理藩院和礼部,没有外交机构。

理藩院让马戛尔尼们住在通州——那是专门给藩属国进贡的使臣住的地方。好不容易觐见到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递交了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一封信,提出双方互通有无,平等通商,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达成协议。

见面前,理藩院的官员跟马戛尔尼介绍见皇帝要有什么样的礼仪——所有的贡使,所有藩属国来进贡的贡使,见到皇帝,都要双膝下跪,因为中国的皇帝是天下共主。

别的方面马戛尔尼都可以妥协,就是下跪一事,他不同意妥协,他说不能下跪。双方围绕这个事争论了很久,最后还是达不成协议。

刚开始,乾隆皇帝很高兴,因为他认为一个陌生国家要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对大臣说要好好接待。后来知道他不愿意下跪,就认为他不愿意成为我们的藩属国,于是下令让他们离开中国。

而且乾隆皇帝还以上对下,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敕书,声称我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

马戛尔尼带了很多礼品,有最先进的武器,还有德国造的一个金属地球仪,上满发条以后它就会转——马戛尔尼是想告诉中国,谁也不在地球的中心,地球是个圆的。但在中国人的知识观念中,这个毫无用处

▲来自欧洲的宫廷画师,必须把马戛尔尼画成“小人”


1816年,也就是嘉庆二十一年,马戛尔尼使华二十三年以后,英国又派了一个使臣叫阿美士德来到中国,向嘉庆皇帝送礼、祝寿,甚至还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然而中国还是认为,这是英国又想成为中国的藩属,再一次来表示对华夏的仰慕。双方还是因为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由于阿美士德也不同意下跪,嘉庆皇帝最后也是怒颁了一个御旨给英国国王,说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要求英国使臣必须回国。

嘉庆给英国国王的敕谕写道:尔国远在重洋,输诚慕化,特命大臣来到我们京城,“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但是你们不下跪,我们不稀罕你们的东西,因为太远,你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以后也不用来了,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需要跟你互通有无。

这时候是1816年,距英国发动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只有二十来年时间。嘉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充满“天朝”、“万国共主”、“输诚慕化”、“恭顺之心”、“倾心效顺”......这些华夏中心论世界观。

一个新世界马上要用暴力来敲开你的大门了,而清廷对这个新世界却一无所知,毫无感受。

清朝从“天朝体系”到“条约体系”走得异常艰难,虽然在帝国末年搞了个预备立宪,但却为时已晚,非但没有挽救大清,反而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绝路,把革命派请进门,可谓执政者自断生路。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终自掘坟墓?

中国近代转型之困难,难于上青天。这其中的文化阻碍与利益纠葛所反映出的深层问题,依然严重左右着今日的社会。

雷颐的作品正是回应了这些对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他抓住晚清的真正困局: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与制度落后、改良与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曹教授联合先知书店为此诚挚推荐雷颐教授新作《帝国的覆没》。雷颐的晚清研究著作,着力于梳理历史表象背后的思想史、社会和制度逻辑,并且故事讲述技巧高超,在学术界和历史爱好者圈子内,都备受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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