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学系来个年轻人

我从小的理想是当记者，原本打算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就奔赴新闻现场。大三时上了一门民俗学的课，觉得特好玩儿。授课的王娟老师正好从伯克利毕业，一时兴起跑去跟老师说我也想出国学民俗学。王老师坦言民俗学在美国走下坡路，就算申请上了也没奖学金，建议我或许可以试试人类学或社会学。

于是我跑去蹭课，人类学是王铭铭老师的课——不明觉厉，知难而退。社会学跟着赵斌老师读了一学期的英文版马克思，虽然也云里雾里，但好歹是从小读到大、至少混了眼熟的马克思啊！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情，大四的时候申请了社会学的博士（硕博连读），投了十二所学校，竟然有两个offer，其中一个还是心神向往的加大伯克利，全奖！我觉得自己一定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

后来跟导师Barrie Thorne聊起，她当时在招生委员会，老师们是对我暑期的长途骑行经历印象深刻，认为我是个独立、坚韧、有个性的姑娘，个人陈述里我又提到对性别研究感兴趣——当时伯克利正是美国性别社会学的头号招牌。就这么机缘巧合，对了他们的胃口。

2001年8月，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我来到了Barrows Hall的四层（伯克利社会学系所在地）。班上的同学大多是货真价实的潜力股，见多识广、口若悬河，令我自卑不已，课堂讨论时常不敢发言。挨过了永远读不完阅读材料、熬夜赶期末报告，以及两次到暑假才补完学期论文的日子，稀里糊涂地啃完长长的书单，过了博士资格考，却依旧被学霸同学笑话读书少。

我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做学术的料，只是觉得既然有机会到自己最喜欢的学校读书，还是尽力把博士念完。那时最大的乐趣是看质性研究的作品，记得第一次看完Arlie Hochschild的The Second Shift（《第二班/夜班兼职》），不由惊叹，学术书怎么可以比小说还好看？！所以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连写什么都没确定，就坚决要做质性研究。

二、选一个“亦可赛艇”的题目

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研究“二奶”，在他们看来，这个题目太俗，难与高深厚重的博士扯上关系。回国调研时也曾被一些前辈老师（无一例外是男性）敲打，善意的说法是“有趣但不重要”，更严重的批评是“哗众取宠”。

我通常这样回答：在硕士论文调研时，我采访了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华人，询问他们的回国意愿，女性更倾向于留在美国，提到一个原因是担心回国后丈夫会有二奶，这引发了我研究婚外包养现象的兴趣。在阅读相关资料时我发现这问题已成为媒体热点，却鲜有研究，因而不免流于简单化的“权/钱色交易”的想象。这是事实不假，但不是故事的全部。

选这个题目也出于我与非单偶亲密关系（多角关系）的私人恩怨。我从初中开始看西方探险爱情小说、崇尚独立女性获得浪漫爱情，然而却在大学时期卷入一段三角暧昧关系，断断续续两三年，最终落荒而逃，令我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否定，无法释怀自己为何如此“愚蠢”和“堕落”。这样的暧昧不清也曾发生在我的一些朋友的身上，可以说是校园青春的一个常见桥段。我想知道，在这样“常见”但又非“正常”的关系里，人们有怎样复杂的情感和心理体验，又是如何自处和面对他人的？

带着“不专业”的偷窥他人和某种自我解救的心理，我战战兢兢地向导师们提出了初步的选题意向——研究婚外情。导师们并没有批评我的“私情俗欲”，而是鼓励和帮助我把个人的兴趣变成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系里的教育理念，每个博士生都被视为独立的研究者，他们的志趣都被充分尊重和认真对待。Barrie Thorne为我提供各种与亲密关系相关的文献；Arlie Hochschild与我分享质性研究的奥秘——尤其涉及需要窥探他人的亲密关系和情感世界；Marion Fourcade则为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滋养，把私人生活提升到“比较”视野，甚至跨越性别研究、经济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可能。

参加博士资格口试那天，系外的答辩组成员临时出现意外，Marion一通电话叫来了在经济系就职的先生Gourinchas救场。在口试结束后的简单讨论中，Gourinchas对我提到的婚外包养特别感兴趣：婚外情并不罕见，很多也涉及金钱往来，但为什么是“包养”关系？这种关系有什么特殊性吗？

这个问题，之后演变成我的主要研究问题之一：如果婚外包养只是简单的钱色交易，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进入其他形式的关系（比如交易性性服务）？我将选题从宽泛的婚外恋锁定在了婚外包养关系。在我看来，婚外包养关系有意思在于，一方面，它与现代西方的“情人”、“婚外情”、“出轨”等婚外关系有所区别，与中国传统的“纳妾”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带上某种文化上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包养关系中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依赖关系，给其抹上了一层“功利色彩”，在被贬为“钱色交易”的同时，这种关系似乎跨在市场交易的“性工作”和私人领域的“情人关系”之间，更耐人寻味。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Marion向我打开的关于亲密关系和经济行为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Viviana Zelizer关于情感商品化的趋势中人们如何重新界定亲密关系的特殊意义的论述。

与之匹配的另一个研究问题是：人们为何又如何进入婚外包养关系？我希望透过女权主义理论中的“交叉性”视角(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阐释在阶级、城乡和性别的交织关系中的个体命运。研究问题的理论化虽然在研究计划里就要提出，但却是在论文写作的阶段才真正变得清晰具体起来，并与经验材料生长在一起。

 三、田野有惊慌

很多人也会问我，那你怎么找研究对象呢？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调研之前，我看过一本深度调查记者涂俏的书，是她在深圳“二奶村”卧底三个月写就的纪实文学。受此启发，我于2004年8月进入深圳皇岗口岸附近的城中村进行预调研，那里住着很多香港货车司机或劳工阶层的二奶。

我在“二奶村”悠来晃去了一周，陷入绝望。学术伦理要求我不能完全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像涂俏那样进行卧底调查，社会经验不足也让我很难“破冰”。我只能改变策略通过人际网络散布我在做二奶调查的消息，请亲朋好友帮我牵线搭桥。

此时，一个表妹挺身而出。她在广州上的大学，认识了各色人等，其中就有各种婚外恋、包养关系以及熟悉情况的朋友们。2005年8月底，她陪我去了广州，带着我去结交各种朋友，打开圈子。我跟着她到各种饭局敬酒套近乎，去夜场里掷骰子喝芝华士蹦迪调情，去小姐妹的聚会聊LV、雅诗兰黛和男人。几乎每天都是半夜12点以后回家，有时甚至是饭局——夜场——宵夜连轴转，闹个通宵。

尽管多数时候格格不入，全靠表妹替我挡酒、接茬。但看在表妹的面子上，大家都客气待我，容我坐在一旁，甚至帮我介绍研究对象。只是在很多人看来，这有什么好调查的，不是太正常了嘛。

在广州的第一个月，我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窘样。记得一次酒桌上有男人说能用筷子喝汤，表妹和他打赌，男人坏笑着说要是你输了就要陪我睡，我在一旁使劲踢她让她别再逞强继续。夜场里一身酒气的老板突然搂住我的腰说，其实我也蛮喜欢你的，我拿钱给你做做脸吧。凌晨五点吃完宵夜，坐在一群醉酒的人中开车狂飙，还不能系上安全带。

我开始焦虑，担心自己根本不能完成博士论文的调研。我缺乏在这个圈子里的身体知识和社交技能，语言上的隔阂也被进一步放大了——我只能听懂简单的粤语白话，他们吹水聊天，我常呆若木鸡，为了让我明白，一些人只能操起蹩脚的普通话，坏了气氛。人虽见了不少，但需要推进研究，我必须主动联系那些在饭局夜场认识的陌生人。联系前我都异常紧张，生怕让人反感断了后路，尤其是潜在的受访者，比如Lucy是我最早认识的受访者，她是表妹闺蜜的闺蜜，初次见面我们就加了qq，但是之后几天我约她总没有回复，害我紧张地把聊天记录复制给表妹，问她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最惊恐的一次是在黄埔。我和表妹跟着认识不久的阿蒙去给她的姐妹过生日。她从小玩到大的好姐妹中，有四个离了婚，带着孩子，跟着已婚男人。大家在夜总会喝酒狂欢嗨到半夜，转战去吃夜宵，在门口碰上阿菲的前夫，当地的“地大”（地头），纠缠起来。表妹试图拉走阿菲，被打了耳光推倒在地，我一着急一冲动，大喊：你干吗？话音未落腰上挨了一脚，眼睛挨了一拳。赶紧拉着表妹离开现场，开车上了大路。

两个喝大了的女人——表妹哭着嚷嚷自己从没被打过，阿蒙情绪激动地停车打电话叫哥们来打架要为我们讨回公道。拉不动表妹，劝阻不了阿蒙，情急之下我下车打110，因为不清楚具体地址报警无效。阿蒙发现我报警，很生气，猛地关上车门开走了。

凌晨，陌生的街头，脑海里还不时闪过挥舞着拳头的黑衣男人们，我害怕，更担心在阿蒙车里的表妹。只能硬着头皮给她在广州的朋友打电话求助。最后有惊无险，表妹的朋友先后“解救”了我俩，但好好教育了我们一通：当地人打架有分寸，都是亲戚朋友的，不会真下狠手，打的都是外地人。你们这么瞎搞，说不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一阵后怕。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在这次调研之前，我一直努力掌控着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负责、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是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要求，但现在我进入了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一方面，作为“局外人”，我欠缺这个世界的“文化资本”而举步维艰；而另一方面，“失控”——失去对自己的掌控——也是我的受访者生活的世界的一个特点。

我只能试着慢慢放掉我的“理性”，去感受这个世界。在研究初期，我常带着“惯性思维”，去“盘问”我的受访者，比如问他们“以后怎么打算的？”、“以后怎么办？”——这些也是后来我讲这个研究时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他们给我的回答常是一句“今天不知明天事”。

一开始我以为他们不愿告诉我真实的想法，随口敷衍。到后来，当我陷入他们的生活之中，才理解这些回答的意涵。对未来的计划需要有对现实的掌控，而在“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世界里，“计划”往往是无效的。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处于无助无力的状态，只是生活的走向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他们期望的未来并不在真正的选项内。因此，长线规划往往是徒劳无益的投资，他们更需要的是一种“事到临头”的应对能力。

四、谁是“二奶”？

什么是“二奶”，什么算婚外包养关系，界定并不容易。在媒体上，“二奶”、“小三”、“情人”等词几乎混用，但是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有着精细区分。一次和开车行的朋友闲聊，他说自己就不愿意包二奶，有个女朋友倒是可以。大家想玩的时候一起玩玩，想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但是各回各家；会送礼物或者经济上的帮助，但是没有什么定期的家用。“一个老婆管着就已经够烦的了，还要个二奶！”他抱怨。

我对“二奶”的界定采取了“社会生成”的方式，让中间人给我介绍他们认为的二奶或包养关系中的人物，让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来渗透到研究中来。他们介绍的对象在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负责女方的基本支出，关系相对稳定。而这些也区别于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类的婚外关系。

一个冬日午后，我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广州市区地图外的一个城中村和阿润聊天。38岁的阿润来自广西的一个小县城，一身绿色的呢子外套穿了十来年，和男友——来自浙江的汽车配件销售员住在一个月租350元的一居室里，19寸的彩色电视机是家里唯一的电器。男友每个月在广州待两周，负责期间所有的开销，不在的时候给阿润800-1000元的家用，阿润还要存下一半寄给在老家的念小学的儿子。阿润叨念着男友的好，说周围的人都说他们是两公婆。聊完我请她一起吃五块钱一盒的盒饭，她嫌贵又不好吃，说下次去她家她做给我吃。

几个小时后，我在广州上下九的仙踪林跟Lucy喝奶茶吃甜品。26岁的Lucy是广州本地人，打着绿色眼影画着红唇，给我看新买的Gucci手机链，聊起前几天在朋友的派对上认识的男生，送了一盒她SKII的化妆品。Lucy现在跟的是一个香港的设计师，一个月来广州过两个周末。Lucy抱怨男友对她越来越差，要不是因为答应生日的时候送她LV包包，她才不忍他呢。

就这样，我穿梭于广州的“折叠空间”，从唏嘘感叹到习以为常。受制于各种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盖所有二奶的情况，比如我没有打入官员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学生群体。在我访谈过的二奶里，主要有四群：像阿润这样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像Lucy这样的广州本地美女，还有曾经在夜场工作的姑娘们，以及在广州郊区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妇女。她们都没上过大学，跟着中小商人或工薪阶层的男人，但彼此间已是天差地别。有时我跟广州的朋友聊起生活在城中村的二奶的情况，比如家里没有空调，冬天给男人洗衣服长了冻疮，他们瞪大了眼睛：这也能叫二奶？！

人们对二奶充满了想象，而这些想象常常带着年龄、阶层、性别、情感的单一预设。这样的大众想象也影响着我的受访者，他们常说：我跟人家不一样。比如，“我们是有感情的”；比如，“我认定了就认定了”；比如，“我这个男人没什么钱的”；再比如，“我从来不跟他主动要钱”。将自己描述为例外，是她们“去污名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也是她们拒绝将自己的情感和生命归于那些单一平面的形象。

在我的研究里，我也将他们视为“例外”，收集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和她们眼中“与众不同”的片段，将他们“恢复”成一个个复杂立体的人。我很快放弃了原先设定的半结构式访谈为主的研究方案——半结构式访谈带着太多我的预设，我问的她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而她们真正关心的我又问不到。我开始花大量时间和她们“混”在一起，一起去做头发、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将、泡吧，像女朋友一样闲聊八卦。

田野调查激活了我的调研，但我也不得不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之间做出取舍，我放弃了后半年去深圳调查香港货车司机和工薪阶层的二奶的计划，主要留在广州进行跟踪调查，原先计划的访谈30-50个包养案例也完成不了，只能依赖现有的圈子带我到能去的地方。

我慢慢意识到二奶之间的差异之大，远大于她们与自己生活世界里的其他女性之间的差别，尽管后者并不是“二奶”。Lucy的女朋友们一样热衷时尚和名牌，打量男人的眼光首先落在他的车和手表上；黄埔的阿雪和妹妹一样爱打麻将、爱抽烟泡吧，不过妹妹命好嫁了一个有钱人；在城中村的档口，一个孕妇麻将打了一半，同居的男人过来找她要钱，两人争吵推搡起来，男人掏走了她兜里仅剩的十块钱去隔壁打牌，留她在身后破口大骂。牌友问她怎么还给这样的男人生孩子，她冷笑道：你给我钱我就去打掉啊！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阿润经常挂在嘴边的“今天不知明天事”。

五、“共情”的边界

质性研究讲求对研究对象予以“共情的理解”，田野调查要获得“内部人”的视角，这也是我努力达到的目标。经过头两个月的艰难而缓慢的摸索，大半年“混”下来，我陆陆续续正式访谈了十六位二奶，倾听她们的生命故事，和其中几位还有了更深的交情。

在酒吧喝大了直接睡在阿菲家，第二天起来蓬头垢面地取笑彼此昨晚的失态；和阿润一起躺在她起了球的被窝里，听她聊起托付给老家好友的儿子，快上中学了越来越叛逆，声泪俱下；Lucy和男友吵架没钱时，也会找我借个几百一千；在宁波认识的李雅，春节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跟老公吵架，离家出走了，问我怎么办。

相比于二奶们，我接触男性研究对象遇到更多困难。他们不太愿意接受访谈，即便接受了，他们的表达也很干涩。一来很多男人不习惯聊自己的感情体验，二来也跟微妙的人际政治有关。调研时，我26岁，跟他们的二奶差不多大，却要“盘问”他们的婚外关系，这让彼此都有点不适。因为难以打入以男性为主的工作和社交场合，“混”的策略在他们身上也很难凑效。我只能倚赖在夜场中对他们的观察和见缝插针的闲谈，以及来自他们的二奶的描述。正因如此，我对这个群体最缺乏“共情的理解”，这是我研究的一个不足，也恰恰折射出质性研究中经常讲到的知识的产生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我每天去不同的地方访谈、观察、“混着”，回来写田野笔记，整理录音，日复一日。我有时设想如果我是她们，我会怎么办，似乎并没有太多好的选择和办法，日子久了也觉得身陷泥沼，常有烦闷之感。

那时每周六去爬白云山，有五六个固定的“旅友”，平时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交集，因爬山而聚在一起。一边爬山一边闲聊，听公司总经理老张聊聊国家大事、内部消息，跟中医大夫阿宏讨教下养生秘诀，再和女编辑白玉和单亲妈妈小艺聊聊各种八卦。知道我在调研二奶，他们也会跟我讲他们听说的二奶故事，谈谈他们的观点，帮我出主意如何和人套近乎。与我，周六、白云山、这一群人构成了我在广州努力体验的“另类”生活之外的“正常”的生活空间，让我得以喘息，返回那个更熟悉和自在的自己。

一日爬山又聊起我的课题，我说有兴趣跟夜总会妈咪和小姐聊聊，但苦于没有渠道认识。老张说他认识夜总会的经理，可以给我引荐。一周后，他安排了个饭局，还叫上白玉和小艺作陪。在饭桌上，小艺聊起了她曾给朋友介绍处女开苞的往事。夜总会经理听着起了兴趣，拿出名片，问小艺是否还有处女介绍。小艺说：“有啊，广州大把的打工妹。”接着笑言朋友说她很合适当妈咪。经理更起劲儿了，建议小艺去他们那里试试，“只要你有小姐，或者客人”。小艺说客人没问题，在广州认识大把的人，小姐可以回老家去招，到当地最好的夜总会去招，这样有经验，不用教。她细数着老家可以用的人脉，怎么去打广告招人。老张也插话说：“我也去，我去把关。”大家相谈甚欢。一会儿，经理有事要先走，临行前特意嘱咐小艺：“你考虑考虑啊，来我们这里来试试，都是为了赚钱。”小艺应着，老张在一旁打趣：“恩，找一些小姐，再找一些处女。”

我起先以为小艺和老张是逢场作戏，“话赶话”热着场子，就像我也积极表态要跟着去看招小姐。没料，他俩越说越投入，开始深入讨论招募小姐的细节，甚至谈到了分工和利益分成。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异样，几日后，老张打电话给我，说小艺也很不容易，要养儿子，但没什么技能和专长，工作不稳定赚不到钱，这个做好了说不定可以解决她下半辈子的经济问题。他也是想帮她一把。

最终，因为合伙人们在细节上的分歧，小艺的妈咪事业无疾而终，但这件事对我的震动甚于任何一个二奶故事。我意识到尽管我无比努力地像个“内部人”一样去感受，把访谈对象当做我的朋友，但这只是我的工作，是职业化的呈现自我，在他们的“另类”生活中穿梭；而周六的爬山小组则属于我的“正常”生活，他们是我主动选择的朋友，维系着我的自我归属。而如今，工作与生活，“另类”和“正常”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

我慢慢认识到，第一，所谓的“正常”和“另类”的边界不过是我人为设置的屏障，随时可能流走或变得模糊，我的“正常”世界随时有可能变得“另类”，或者说，我的世界随时可被“侵入”；第二，我的研究始终建立在我对研究对象的“自我”悬置和“道德”疏离之上，也就是我从一个在道德行为上“正常”的人去琢磨他们，所谓的“共情”始终带着伦理的隔膜。

第一点对我的个人道德造成了冲击，第二点则对我的研究伦理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然而，意识到并接纳第一点，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缓解研究伦理上的危机。或许“完全的共情”只是个虚像，但这敦促我对自己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采取了更为自省的态度。

我开始认真思考另外一些之前隐隐有感的问题。比如，我对外地女性的同情胜于对广州本地女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同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受到我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影响。尽管我试图摆脱预设，但心中始终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线，将人分隔在我愿意投注不同情感的格子里。

那些迫于生计、缺乏机会、在流动中流离失所、在阶层和城乡结构中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女性成为“二奶”是情有可原的，而为了消费、维系某种生活方式而被人包养是令人鄙夷的；有感情的婚外情叫人唏嘘，亲密关系的工具化使用则令人不屑。这些背后其实是一系列价值判断的混合——主流性道德、对浪漫爱情的迷思、“左派”社会学浸染下形成的“弱者”立场，以及对消费主义的批判。

当我一点点突破这些阻碍了我更深入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的价值预设，我渐渐发现，他们的机会和选择并不是绝对的，结构性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对个体的意涵并不是给定的，而是嵌入于他们复杂的生活世界。理解他们与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关系才是解释特定选择的关键所在。

六、讲故事的爱与愁

2006年8月，我结束了一年的调查，回到学校。之后又于2007年暑期回到广州和宁波进行了两个月的跟踪调查。跟很多从田野回来的人一样，背着一电脑的素材却不知该如何下笔。

导师建议我先把最有触动、突破想象的内容写出来。我整理了几篇笔记，比如，性与包养关系——在包养关系里，性（更确切地说是“插入式”的性）并不是那么重要，相反，“情感劳动”更为关键；包养关系与向上流动——很多我调研的二奶并未能积累财富或实现向上流动，进入这种关系更像是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圈子；二奶的内部差异——我调查的不同群体的二奶在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与男人的关系、社会关系都各不相同；出轨的合法性——男人对自己的婚外情振振有词。

主线定不下来，还是一地鸡毛。论文大纲写了改，改了写，永远未完成，有一阵我甚至把研究问题给推翻了，觉得它们不能涵盖田野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而我的材料似乎也不能充分回答关于经济与亲密关系的理论问题。

找不同的老师谈，希望有所启发。有人对女性朋友圈子很感兴趣，有人关心城乡差异，有人觉得情感劳动有创意，有人提醒我要注意中国的婚姻制度，有人还追问关于生育的问题……老师们为我提供了很多菜单，可终究还是需要我来决定什么是我的菜。

最终我还是回到了最初的研究问题，但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我将个体的亲密关系选择和经验嵌入于社会不平等、消费主义和欲望话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之下，讨论亲密关系如何成为人们实践“欲望”和获得“尊严”的重要方式——尽管“尊严”于不同群体往往有不同的意涵。比如，对打工妹而言，“尊严”意味着被当做有血有肉的人，免于“异化”的生活；在都市女性中，“尊严”则更多指向参与群体生活、获得社会归属。这变成了我论文的浓墨重彩。与此同时，我也继续尝试描绘在“情感商品化”的大潮里，人们如何去重新界定亲密关系的特殊意义。

纠结的不光是“写什么”，还有“怎么写”，事实上，对于质性研究而言，“怎么写”就决定了“写什么”。在基本形式上，我没有太多犹疑，选择了案例——比较散漫的、“讲故事”的方式。在美国，由博士论文改成的书是很多人获得终身教职的重要成果，号称tenure book。不少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很早就告诫我，要把博士论文当做书的初稿来写，注重可读性。

更重要的是：我想写故事。传统的、结构清晰的“论点主导，材料佐证”的写法，无法安放我的研究对象有血有肉的生命和他们对“扁平化”的拒绝，我希望他们成为论文的主角，而不只是我的观点的佐证。

Arlie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不要向别人灌输你的观点，让他们自己体会到（Don’t tell people what you want to say, make them feel it）。看她的书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娓娓道来而发人深思，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也是对读者的信任。这样的写法对写作能力要求很高——毕竟像Arlie那样能兼跨专业大奖和纽约时报年度书籍的作者凤毛麟角，更何况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美妙的阅读感受是一种召唤，让我不自量力地想尝试。

然而，案例怎么写，哪些材料纳入，哪些舍弃？如何写出现场感？在博士论文中，我选择每一章用一个或几个案例来呈现核心观点。观点的清晰、逻辑的严密与经验材料本身的复杂无序如何协调？观点求新又如何不歪曲了材料本身？这些都成为在写作过程中反复困扰我的问题。

我的论文里有一章写打工妹，强调她们进入包养关系是出于“情感考量”而非“经济因素”，以此区别将包养关系视为“钱色交易”的寻常认知。Barrie在看完章节草稿后，就尖锐指出，“经济因素”真的不重要吗？“情感”与“经济”是不是那么截然相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敦促我反思是否为了呈现“出人意料”的论点，人为地将一些“经济”与“情感”对立起来，不仅论证不够严密，也扭曲了材料本身。Barrie尤其强调“情境化”的、细致精妙的分析，经常指出我在对经验材料进行抽象概括时“用力过度”，掩盖了材料本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修改打磨的过程中，我也越发认识到要讲好故事依赖的是理论功底和生命的厚度，深切体会了一把作为理论学渣的痛苦。尽管“临时抱佛脚”去啃了一些书，但没法融会贯通于我的论文，常有一种没说透、不到位的遗憾和愧疚。

我羡慕有些人日书千字，下笔有神。于我，写博士论文是一个熬的过程，耗的不仅是智力，还有精气神。我窝在家里，每天看着太阳从卧室挪到客厅，再从厨房窗户外落下去，而电脑上还是只有那几行字。加州的阳光越明媚，生命虚度的惆怅就越强烈。我坚持每天做饭、和友人一起跑步、聊天，定期调整一下房间的布局，用生活的丰盈琐碎去填补论文写作在我身上蛀出的一个个孔洞。

我也陆续参加了几个写作小组，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做中国研究的博士论文写作小组，由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系里做中国研究的七八个博士候选人组成，大约两周聚一次，轮流讨论小组成员的论文章节。大家的选题五花八门，有研究环保组织、棉纺织业、电力行业的，也有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和孤儿院的。

参加中国研究小组开阔了视野，让自己抽身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同伴压力”构成了我写作论文的现实推动力，因为一学期需要分享两三次，小组成员又不是太熟，我必须完成比较像样的两三章，以免被人笑话。

另一个小组是性别研究，由四五个社会学系的同学组成，大家关注的国家和具体议题不同，年级也有差别，但因为研究领域相近，给的反馈往往更有针对性。性别研究小组是我获得同行意见的起点，一般我在这个小组分享论文章节初稿，得到反馈后修改完毕再发给导师。这两个小组，救我于迷茫、混乱和拖延症，一步一步将论文完成。

七、从结束到开始

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博士论文当做此生唯一的学术作品来写，也曾计划毕业就转行。然而，这份任性为之、磕磕绊绊、不免稚嫩的习作却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我对田野调查、对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对研究方法本身也有一些的反思，竟然有点舍不得这么早早收场。

抱着再试几年的心情回国进入高校工作，结识了许多国内的同行和前辈，也慢慢了解了国内社会学的发展，越发觉得意犹未尽，想学的很多，可做的不少。

我开始认真思考自我定位。首先，我会继续关注“边缘”群体，理解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视角去看世界。正如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Patricia Hill Collins所言，在“支配矩阵”（matrixof domination）底层的群体往往有透视层层权力关系的独特视角，而对他们经验的考察正是理解各种权力交织运作的一个重要窗口。对这个群体的研究，我觉得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是不可或缺的，但在田野中研究者如何检视自身的预设和“惯习”对资料收集和阐释的影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前几年，我做了一个关于进城务工者家庭育儿的小研究。在北京的田野调查让我意识到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如何养孩子”，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以“科学”的名义将务工者的育儿行为简单的“问题化”。受到教育人类学家John Ogbu的启发，我将育儿实践视为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文化调适”（边缘群体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及其回应）的一部分，这个思路的转换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家庭育儿以及群体内部存在的差异。

其次，我将自己的研究放入本土的理论脉络并与之对话。比如，我的另一个小研究通过分析老人和年轻父母合作育儿的家庭案例，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并将亲密关系引入对代际权力关系的讨论中。接下去，我想把“市场”带入家庭关系的研究中来。市场既指一种实践——比如雇佣家政服务，又指一种理念——比如以个体为单位、平等交易、效率优先，从而对家庭作为“共同体”的传统构成冲击。

此外，我还打算充当“知识搬运工”，将国外性别、家庭和亲密关系领域有借鉴意义的质性研究作品翻译过来。目前正在翻译的第一本书是Arlie Hochschild的The SecondShift，希望与大家分享我当初的“怦然心动”，也期待书中对性别意识形态、性别策略和家庭分工的精妙分析能带来一些启迪。

不管是“边缘”还是“主流”，希望自己的研究“有趣”又“接地气”。不管来自田野调查还是伏案翻译，但愿有一天你读到它时，会和我一样的兴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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