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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爽“代孕弃养”事件刺破了哪些“伦理气球”| 新京报专栏

段伟文 新京报评论 2021-01-21


为了避免“代孕退货”和“代孕弃养”之类事件的重演,从社会价值重构入手,再造科技时代的伦理关怀,已成了必要之举。


▲郑爽与张恒旧照。


文|段伟文

 

这几天,郑爽“代孕弃养”的新闻燃爆全网,再次让代孕成为热络的公众议题:代孕会不会使女性成为生育工具、代孕的商业化是否相当于变相的器官买卖和人口贩卖、如何应对代孕的灰黑产业链……

 

这些话题的特殊性在于,人们对这些问题普遍找不到满意答案以及解决方案。

 

代孕为什么会存在伦理困境

 

造成这种无力感的根本原因在于,代孕这种人工生殖技术的社会应用,存在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困境。

 

首先,必须认识到,通过人工生殖技术实现代孕本身在伦理上的颠覆性与挑衅性。

 

从母亲身份和母子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关系来看,代孕行为本身是违背伦常的。其本质悖论在于:“代孕母亲”孕育子女的目的是与之分离并丧失母亲身份;委托人没有或很少承担生育负担,却获得父母身份。

 

代孕引发的诸多伦理、法律和社会冲突,其实都是由这一悖论及其背后的社会安排衍生而来。从正常社会必须维系家庭伦理相对稳定的基本诉求来看,在尚未形成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的伦理共识之前,目前舆论不可能激进地将代孕作为一种常规的生育方式。

 

鉴于代孕带来的伦理冲突与社会道德困境,我国的相关法规禁止代孕。虽然学术界不乏对有限放开代孕可能性的探讨,但其伦理问题本身无法被回避。

 

▲乌克兰代孕机构“婴儿囤积”。视频截图来源于乌克兰代孕机构Biotex.


从社会价值重构切入伦理关怀

 

实际上,明星代孕之类的“富人越线游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前些年,国内外就出现了“代孕旅游”等现象。在引发社会关注后,其中涉及的健康风险、生育权、性别不平等价值伦理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在政策层面也做出了很多相应的改变。

 

近年来,代孕业产值一度高达百亿美元的印度,开始反思代孕商业化的利弊并收紧了法律规制。允许无偿代孕合法化的英国的伦理专家,也在呼吁通过全球协同治理制止对女性的剥削。

 

带来这一转变的原因有观念层面的,如性别平等、对身体商品化的批判等,但更多的是源于对代孕负面影响的认知。

 

大量事实表明,代孕对代孕母亲所带来的健康风险不可忽视,特别是胚胎选择、胚胎移植等人工生殖操作,以及剖腹产等人为选择导致的风险,会因为商业化而加剧。同时,代孕导致的各种法律纠纷使其滥用的负面社会后果愈益突显。

 

为了避免“代孕退货”和“代孕弃养”之类事件的重演,从社会价值重构入手,再造科技时代的伦理关怀,已成了必要之举。

 

弱者的权益与灰色地带的治理

 

就目前看,各国现存的法律关系不足以调节由代孕行为产生的复杂伦理关系。以隐私和保密为例,随着技术的发展,代孕儿童成年后的基因信息是不可能对其本人保密的。

 

而对代孕行为的伦理关怀,应该尤其关注两个方面。

 

其一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特别是已经发生的代孕行为中代孕儿童的利益。这其中,不仅应该高度关注孕育期间代孕胎儿的权益,还应该考虑通过社会工作者和公共监护人等制度安排,使其权益得到实质性的保障。

 

其二是对灰色地带的治理,特别是针对黑中介组织代孕、生殖旅游等现象,要加强舆论攻势以倒逼综合治理。这里面,要重点杜绝大学校园中的非法代孕招募,以及加强医疗专家群体的伦理与法律规制。

 

“代孕”不能想来就来,“弃养”更由不得任性。这些伦理底线需要被重申。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

 

编辑:马小龙   实习生:祁倩倩   校对: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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