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是一块将熄的炭火｜本·勒纳

本文经“世纪文景”授权，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我的心是一块将熄的炭火》是美国诗人、小说家本·勒纳的第二本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年轻作家，刚刚被诊断出患有马凡氏综合征——一种与心脏有关的遗传病。他开始担忧难以预料的死亡。同时，他的单身女性好友亚历克丝正试图通过医学手段，和他一起培育一个孩子。

在飓风频频来袭、气候灾难与社会危机变成生活一部分的时候，他不禁怀疑为何还要成为父亲。但在他与他指导的研究生相处，以及照顾移民小孩罗贝托的过程中，他不断思索养育后代的意义，并渐渐开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最终，“我”和亚历克丝构建起一种新的情感关系和家庭模式。

小说还与惠特曼的诗、《时钟》这部影片和电影《回到未来》等文本进行了对话，思考了艺术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位年轻作家发现，艺术的本质不是将自己和世界隔绝起来，而是将个体性融入到更广阔的人性之中——城市景观、集体生活、社会协作，都成为激发他灵感与热情的材料。

哈西德派中流传着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故事，说的是那里的一切都将和眼前的世界一样。我们的房间此刻如何，在未来的世界里也将如何；我们的孩子此刻在某处安睡，在那个世界里也将在同一处安睡；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穿什么衣服，在那个世界里穿的也就是那些衣服。一切都将和此刻一样，只有一点细微的差别。

一

城里有一条空中绿道，由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而成，我和经纪人走在上面朝南边去。天气暖和得像是另一个季节。我们刚在切尔西享用了贵得离谱的一餐，当作庆功。主厨的一套按摩，让小章鱼失去了生命。那柔软得不可思议的东西，被我们整只送进嘴里。我从没有一口吞下过一整颗头颅，更何况是在观看了这一种爱好装饰巢穴的动物被翻转摆弄之后。我们往南走，旧铁轨微微反光，身旁是精心排布的漆树和黄栌。我们就这样在高线公园里走，来到那个由路堑改造而成的观景台。木头阶梯一层层往低处延伸，最低的一阶有高高的玻璃围栏，俯瞰第十大道。这里仿佛是一个露天的阶梯教室，供人们席地而坐，看车来车往。我们也坐下来，观看车流。有几分玩笑，又全然是真——我忽然感应到了另一个个体的知觉。并不属于我的图像、知觉、回忆、情感接连向我涌来。我感到光波的振动，感到抹进吸盘的盐的味道、触觉，感到恐惧从我肢体的末端开始蔓延，穿过大脑。我把这些说给经纪人听，她正吞云吐雾。我们大笑起来。

几个月前，她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只要我答应将之前发表在《纽约客》上的一篇小说扩写成长篇，便能得到一笔“六位数的重酬”预付金。我拟了一个大纲，虽然只是大概的构思，却足见诚意。不久，纽约的几大出版社便开始争夺出版权，接着我们便在会成为小说开头场景的餐厅里吃头足类动物了。“你具体要怎么扩写？”她会这样问，眼神落在远处，因为她在计算小费。

“我要把自己同时投射进几个未来，”我本该这样说，“一次轻微的手抖。我要在这座下沉的城市里，从讽刺跋涉至真诚，在脆弱的电网中，努力成为惠特曼。”

*

房间的墙上画了一只巨大的章鱼——去年九月，我来这里做检查——除了章鱼，还有海星和其他带鳃的水生有头类动物。这里是儿科，墙上画海底世界是为了帮助儿童安静下来，在打针或是用小锤子测反射振幅的时候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三十三岁的我之所以会坐在这里，是因为有个医生偶然发现，我的主动脉根部可能有无症状的瘤样扩张，需要密切观察，甚至手术干预。在这个年纪出现这种病症，最常见的解释是马凡氏综合征——一种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疾病，患病特征是四肢异常细长、柔软。我一开始去的是心脏科，医生建议我来儿科做检查。我说自己体脂偏高，臂展正常，只有身高稍微高了一点。可他说我的脚趾细长，又有轻微的双关节，很有可能是患了这种病。马凡氏综合征通常是在婴幼儿时期诊断的疾病，所以我被转到了儿科。

心脏科医生解释说，马凡氏综合征的手术门槛更低（动脉根部的直径达到 4.5 厘米就需要手术），我的情况基本符合（核磁共振显示我的主动脉根部直径 4.2 厘米），因为马凡氏综合征患者更容易发生所谓的“剥离”，一种主动脉被撕裂的致命症状。假如我的病症并非遗传，只是不明原因的特发性病例，可能最后依然需要手术，但目前的直径距离手术门槛（5 厘米）还很远，治疗进度也会放慢许多。无论是否遗传，我都多了一件心事——我身体里最大的动脉，有很大概率会随时破裂。我毫无科学根据地想象着那个画面：一根扭动的软管，将血液往我的血液里喷，倒下前还远远地盯着我。

我身处西奈山医院里的海底世界，坐在一张红色的塑料童椅上。我一坐上去，就感到纸袍里的自己别扭、瘦高、笨拙；诊断人员还没来，椅子就证明了我有病。亚历克丝陪在边上。医生跟我说了很多，我只记得最基本的一些，却已经没法自己走出诊室。所以她陪着我来，虽然说是要从精神上支持我，其实是在行动上支持我。她坐在我对面，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她的椅子是成人大小，只有一张，明显是给家长准备的。

有人跟我说会有三名医生来诊断、合议，然后提出诊断意见——在我看来就是宣告判决。但是，当医生带着灿烂的微笑登场时，有两点我没有料到：她们都很好看，并且比我年轻。幸好亚历克丝在场，否则她一定不会相信，三个医生（似乎都来自印度次大陆）即使穿着白大褂，也显示出了完美的身材比例。她们的脸庞立体无暇、完全对称（巧妙打上的阴影和唇彩当然也助力不少），散发着近乎夸张的健康光彩，在医院的灯光下也毫不黯淡，黝黑中闪耀着金色。我看向亚历克丝，她挑了挑眉。

在脆弱的电网中，努力成为惠特曼。

医生叫我站起来，开始测量我的臂长、胸曲和足弓。她们根据一种对我来说无比神秘的疾病分类法反复测量，我仿佛多出来许多肢体。医生比我年轻的事实，成了一座不幸的里程碑——越过这座碑，医学于身体不再是父亲般的慈爱。因为医生在我病变的躯体中，看见的不是幼时的稚嫩，而是她们也终将经历的衰败。不过，在这个为儿童量身定制的房间里，三个不到三十岁的、魅力非凡的女人，同时又让我成了一个孩子。亚历克丝坐在椅子上观看，投来同情的目光，仿佛离我很远。

我的大脑能感受到触碰，但本体感觉较弱，无法实时地判断身体尤其是手臂的位置。对感觉输入的反应过度自由，意味着实体觉缺失，也就是说，我不能在大脑中构建所触碰物体的图像。我的大脑能分辨不同的质地与形状，但无法用信息拼凑出完整的画面，无法解读现实虚构而成的世界。换句话说，我的躯体渐渐不能控制神经对空间和时间的想象。每一次心脏收缩，过度柔韧的心血管都会随之扩张，即便再微小，也仿佛是我的未来在身体里倾塌。我比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衰老，又比每一个人都稚嫩，包括我自己。

*

亚历克丝精神和行动上的支持，部分原因是为了她自己。不久前，她说想借我的精子来受孕。她当时还急忙澄清，不是要和我性交，而是通过子宫内人工授精，因为，她说，“跟你做会很奇怪”。这个话题是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出来的。我们经常在工作日的下午去那里，因为亚历克丝没有工作，而我是个作家。

我们是在一堂无聊的小说赏析课上认识的。我大一，她大四。当时虽然立即互生同情，却没有成为最好的朋友。毕业几年后，我搬到了布鲁克林，发现她跟我住得很近，于是开始一起散步。我们在展望公园里走，日光在椴树间消逝；我们从居住的波兰姆山走到日落公园，冥冥暮色中飞着软绵绵的风筝；我们在晚上沿着海滨步道走，隔着昏暗的海水，曼哈顿繁密的城市丛林就在天际，灯火闪烁，若隐若现。虽然我们一起做的事也不只是散步，但在这颗温暖的星球上一起行走的六年，使得我在这座城市中穿行时，意识中总有她的存在。即使她不在，我也本能地以为她在身旁。当我默不作声地走过一座桥，我常常觉得那静默也由我们一同分享，即使她正在北部看望父母，或是和我绝对会讨厌的男朋友在一起。

她之所以会在博物馆，而不是在喝咖啡之类的时候提出这件事，也许是因为我们走在博物馆里时目光是平行的，注视着前方的油画，不看向对方。四目相对的交流会太亲密。我们各自构建前方的视野，共同的视野自然就能形成。我们并不躲避对方的眼睛，我甚至觉得她那色泽如阴天的眼睛很好看—深色的上皮，清晰的基质，但每当我们眼神交汇，就会陷入沉默。也就是说，我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也会一句话也不说，或者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两句。吃完饭走回家的路上，我才会知道她妈妈被诊断出癌症晚期。你可能在大西洋大道上看见过我们，她满脸泪水，我的手臂搂着她的肩膀，而我们的目光依然笔直向前。你可能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看见过我们，不过哭的是我（我最近哭得越来越多），她在用相同的方式安慰我。比起情侣，我们更像连体婴儿。

那天，我们站在巴斯蒂昂-勒帕热的《圣女贞德》前。亚历克丝和这一版本的贞德有几分相似。她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三十六岁，单身。”

谢天谢地，她终于和最近这任分手了。他是个离了婚的劳动法律师，快五十岁了。在她合伙办的诊所关张前，他帮忙处理过一些事。两杯红酒过后，他一定会开始给周围的所有人讲述自己在危地马拉参与人道主义援助的经历，虽然故事模糊得令人生疑。酒过三巡，他抱怨起前妻性压抑、性冷淡。四五杯下肚，便开始将这些毫不相干的话题扯在一起，好让种族大屠杀和自己遭受的性排斥在胡言乱语中获得对等的分量。只要我在，一定会保证他满杯，以此加速他们两人关系的覆灭。

“过去六年，我每一天都在想要孩子。我就是那么俗。我想带孩子去见我妈。我只有七十五个星期的失业补助和保险，还有很少的存款。这意味着，现在可能是生育最坏的时间点，可我反而觉得，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好的时间点。我不能等着职业和生理的节奏去同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反正不会离开对方的生活。你捐精怎么样？生育、抚养，你想参与多少，都可以商量。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但我希望你能答应。”

画的左上角悬着三个半透明的天使，召唤在父母的园子里织布的贞德拯救法兰西。其中一个双手捂脸。贞德好像正踉跄着走向看画的人。她伸出左手，或许是受了感召后精神恍惚，想要扶住什么。但她的手并没有抓住枝叶，而是被精心安排在了一个天使的视线上，手似乎正在消失。博物馆的说明牌上说，巴斯蒂昂-勒帕热因未能调和好天使的超凡缥缈和未来圣女身体的真实感而遭到攻击。但这种不调和，恰恰是这幅画成为我至爱的原因。仿佛在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之间，在两种时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扰动了图像的本体，图像背景吞噬着她的手指。那天下午和亚历克丝站在画前，我想起了对我少年时代影响颇深的电影《回到未来》里马蒂随身带着的照片。回到过去的马蒂扰乱了他的父母成家之前的历史，导致他和哥哥姐姐从照片中消失。唯一不同的是，画中吞噬着贞德的手的，是存在，而非缺失：她正被拽向未来。

未来的缺失。电影《回到未来》剧照

*

我和罗贝托在用鞋盒做一个模型，附进我们计划自印出版的书。那本书说的是有关雷龙的科学迷思：19 世纪，一位古生物学家把一颗圆顶龙的头骨放到了迷惑龙的骨架上，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物种。也就是说，我少年时最负盛名的两种恐龙之一，居然从未存在过。这一修正，和冥王星从行星降级为矮行星一起，对我童年时期的世界观，对我记忆中有关星系空间和地质年代的认知，造成了猛烈的逆向冲击。罗贝托八岁，读三年级，是我朋友亚伦班上的孩子。亚伦在日落公园的一所双语学校教书。我问亚伦有没有办法能让我辅导他班上的一个学生，我也好趁机时不时地练习一下我的西班牙语。罗贝托聪明、合群，但比一般孩子更容易分心，亚伦就想让我带他在放学后做一些项目，也许能诱导他集中注意力，或者至少能为他树立一个榜样。我没有正式的入校许可，不过亚伦问了罗贝托的妈妈对这样的安排是否放心，他强调我是一名出过书的作家。

我们的第一堂课，我带了谷物棒去，可是没有事先跟亚伦确认，结果罗贝托的坚果过敏发作了。男孩一边皮肤发红、气喘，却还一直微笑，我突然被吓蒙了，充满了动物本能的恐惧，我想象自己得用铅笔划开他的气管。幸亏亚伦刚好从隔壁教室开完会回来，叫我冷静，解释说罗贝托只是轻微过敏，过敏反应很快就会消失，只不过我以后要多加小心，他不知道我会带零食来。辅导的第三还是第四个星期，亚伦又不在教室。罗贝托毫无预警地造反了，跟我说他要去找朋友。因为我不是他的老师，所以拦不住他。他飞快地跑过楼道，我快步走在后面，因为不好意思而脸颊发烫。我很担心，会不会有哪个成年人看见我的尴尬，误以为那是一种淫欲的神情。我终于在体育馆的一角找到了他，那里也是食堂。他跟他的同学在一起，围着一具硕大无比的水虫的尸体。我只不过答应了他让他玩我的苹果手机，就把他骗回了教室。

现在，课外辅导进行到了第三个月，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朋友：带去课上的零食，我换成了新鲜的水果，但他从来不吃，亚伦让罗贝托的妈妈警告了他，敢不听我的话试试。被确诊后，每隔几分钟我就觉得自己正在“剥离”。而唯一能让我自己把心思从不断肿大、可能置我于死地的主动脉窦瘤上移开的，便是努力诱导罗贝托将心思专注于北欧海怪神话或者最近发现的史前鲨鱼的化石。

就这样，在诊断出马凡氏综合征后才几天，我再次坐上了一把儿童尺寸的椅子，用别扭的小学专用剪刀，剪裁各种在网上搜到然后用美术纸打印出来的恐龙。它们有的是模型中迷惑龙的猎物，有的是其同伴。年代当然是错乱的，我们没耐心去一一确定哪只恐龙对应哪一地质时期，那时候罗贝托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另一个话题上。自从他看了发现频道一档关于冰河期再次来临的节目之后，这件事还进入了他的梦境。

“当所有的摩天大楼被冻住，它们就会像 9·11 那样倒下来，”他说，语调是一如既往地兴致勃勃，但声音更轻了一些，“然后把所有人都压扁了。”罗贝托常常通过调整音量而非语调来表明事情的严重性和情绪。

“也许，当天气开始变得很冷的时候，科学家会为建筑物发明一种新的供暖系统。”我说。

“可是全球变暖……”他微笑着说，露出等着长出一颗恒门齿的缺口，几乎是在低语，表明他打心底里害怕。

“我觉得不会再有冰河期了。”我撒谎道，一边又剪出了一只已经灭绝的动物。

“你不相信全球变暖吗？”他问。

我顿了一下。“不会有高楼大厦压死人的，”我说，“你又做梦了吗？”

“在我的噩梦里，约瑟夫·科尼来追杀我，然后——”

“约瑟夫·科尼？”

“那个非洲的坏蛋，影片里的那个。”

“约瑟夫·科尼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看了一段讲他的 YouTube 视频，讲他把非洲人都杀光了。”

“约瑟夫·科尼为什么要来布鲁克林？那和全球变暖有什么关系？”

“在我的噩梦里，全球变暖导致冰河期来临，高楼大厦都冻住了，监狱也冻裂了，所有杀人狂都从裂缝里逃了出来，追着我们跑，然后约瑟夫·科尼追着我们跑，然后我们被迫逃到了圣萨尔瓦多，但是他们有直升机和夜视仪，而我们连身份证都没有，所以哪儿也去不了。”他停下了剪刀，把下巴搭在桌子上，然后是额头。

一种愈发频繁的眩晕感，就像是一次暂时却彻底的失忆，使得我手里的物体——这次是一把绿色的安全剪刀——不再是一个熟悉的工具，而变成了一种陌生的器具，进而让手本身也变得陌生。这一症状来自对时空崩塌的直觉，或者矛盾地说，是空间瞬间聚合带来的强烈感受。一名乌干达军阀，经由 YouTube，出现在了一个萨尔瓦多裔小孩无证可考的、在布鲁克林做的梦中；小孩梦见的未来，又被剧烈变化的天气模式和终将认为科尼国籍不明的帝国司法系统所破坏。罗贝托和我一样，常常想象世界末日。我叫他看着我，然后用两种语言跟他保证我唯一可以保证的事：他不用怕约瑟夫·科尼。

我在校门口把罗贝托交给他妈妈阿妮塔。在征得她的同意后，我给罗贝托和我自己买了炸面圈。卖炸面圈的是一个银发女人，身上裹着一块艳红色的毯子。学校放学后，或者课后活动结束后，会出现许多与她一样的小贩，无论什么天气都有卖炸面圈的，暖和的日子里还有冰激凌。这小小的一方公共场所让我感受到的物质活力、代际交流和语言的多样性，比在托皮卡度过的整个童年还要多。阿妮塔接走罗贝托之后，我没有像惯常的那样踏上回家的长路，而是被一种微妙的力量所吸引，重新回到了学校的大楼里。学校很快就空了；除了一名保洁员和一名向我点头打招呼的极度肥胖的保安之外，只剩下几个老师，悠然自得地待在各自的办公室里，有的在贴星星贴纸，有的在备课，有的在给铁丝笼里换雪松刨花。我开始在楼道里漫步的时候，凭直觉就能感受到这些存在，同时一只手抚摸过美术纸做的秋日图景：蜡笔颜色变幻的枝叶，聚宝角，几只火鸡的身体有临摹而成的多趾的下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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